大萧条时代：美国人如何度过经济寒冬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权威人士”谈中国经济，称中国经济将呈L形走势的文章。坊间纷纷猜测，该权威人士就是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2015年11月8日，第16届（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典礼在浙江财经大学举行，刘鹤因在2012年发表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准确预判经济危机后走势获得论文奖。

刘鹤一直主张认真研究1929年“大萧条”，因为今天的中国与1929年存在历史的相似性。“大萧条”是由于能源结构转型带来的经济结构性大转型所致，而今天我们仍对此认识不够。现将我正在完成的新书《新石油战争》中关于“大萧条”段落供大家参考。

大萧条时代：美国人如何度过经济寒冬

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一直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人们发现与今天的面临的问题几乎同出一辙。危机爆发之前，首先是一系列新技术革命对传统行业形成的深刻的冲击；其次是危机之前是一片繁荣和经济泡沫；同时是金融危机导致贫富差别加剧引发社会矛盾的激化；最后是政府钱花光了并债台高筑却危机走不出来。当然，最相似的背景是全球能源结构的大转型。“大萧条”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的技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遭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大萧条”之后，全球进入了一个大动荡的时期，阶级要暴动，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国家要独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开启对“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并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为什么如此关心“大萧条”？因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历史是一次次的重复，区别仅仅是再上一个新的轮回。

大萧条曾经中断了美国的新时代的繁荣，动摇过美国人对他们的经济体系的信心，也让人们确信美国经济体制的缺陷必须进行深刻的改革。

二十世纪20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世界在欧洲战后重建中迎来了一片繁荣。经济的增长掩盖了一些深层的矛盾，为日后的总爆发埋下了隐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国家需要源源不断的军事物资的支撑，政府和企业同心同德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政府变得权重无比，而追随的大企业也赚的钵满盆满。在一战期间，不仅美国的资源和生产能力要支持美国国内的需求，还要支持美国军队战争的需要，同时还要满足欧洲战场和前线国家巨大的战时保障，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开足马力，而欧洲国家的黄金和珍宝又一船船地运往美国，再从国库分配给一个个积极追随政府指令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大企业。

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企业必须进行大型集约化生产，必须跨州经营。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纵向垄断的托拉斯和横向垄断的康采恩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的主体。他们本应该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新技术进步的主力军，但是，巨大的垄断利益很快就使他们出现的异化。既然可以获取巨大的利益而不费吹灰之力，为什么还要尝试可能失败的新鲜事物？大企业的惰性开始束缚美国的经济和创新。

兴旺的1920年代，煤炭作为美国的主要能源已经登峰造极，以煤为主的产业链成为美国经济、金融和政治的主导，煤炭企业同与之相关的铁路和船舶运输、动力和交通制造、公共设施和电力工业，其影响力不仅可以控制国会和各州议会，而且可以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决定国家的政治走向。

但是，尽管垄断利益集团强大无比，但却无法阻止新能源和新技术的革命。石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扮演了一个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角色。以石油为动力的战舰组成的英美海军，以石油驱动的摩托化的英法陆军，加之内燃机动力的飞机和坦克的参战，决定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失败。德国军队的重炮是靠辕马牵引，而英法联军的重炮靠卡车和拖拉机牵引，可想而知最终谁能胜利了。

每一个人都听闻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内燃机和电动机替代活塞式蒸汽机，电灯替代煤气灯，电话替代邮差，似乎是一种必然趋势。加之煤炭带来的污染让人们深恶痛绝，不仅仅是伦敦有雾霾，当时每一个美国的大工业城市都难以逃脱这种烦恼。能源动力结构的转型已经悄然而生。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购买的收音机、电话、汽车、吸尘器和冰箱越来越多，人们对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向往蔚然成风，人们正在迎接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这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煤炭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让位与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一些城市开始用天然气替代煤气灯和家庭的燃料。天然气是石油生产的伴生物，如果不用就会直接烧掉，所有的麻烦就是铺设一些长距离的管道输送这些天然气到人口聚集的城市。洛克菲勒之所以成为石油大亨并非是因为他控制的所有的石油生产，而是他控制了石油运输的通道，起先是铁路的专营运输权，在铁路资本家发现这种垄断的巨额利润后撕毁协议，洛克菲勒就开始铺设输油管道来控制石油的运输，管道使他最终控制了全美90%的石油供应能力。而洛克菲勒的成功也使其他经营者力图效法。大家开始将油田用火炬头熊熊燃烧掉的天然气用管道送往城市，直接替代煤气厂生产的有毒而肮脏的煤气。

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似乎谁也没有察觉，由于需求的旺盛，一边是可以无限增加的产能，一边是无限扩大的市场。这一边是人们加快铺设天然气管道，另一边是煤气化炉的制造商还在扩大产能和产量；这一边是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卡车和火车头与船舶创新和制造方兴未艾，另一边是蒸汽火车头和蒸汽船的制造商还在加班加点。新的煤矿矿井在不断吸收投资并相继投产，新的运煤铁路在加紧建设，只是因为市场需求旺盛淹没了一切矛盾。

随着欧洲战后重建的完成，欧洲新建的工厂和基础设施采用了比美国更加先进的技术工艺，使用了效率更高的动力系统，产品的质量也比美国更好。欧洲对于美国产品需求的减少，以及对美国产品在全球范围形成了新的竞争，终于，天枰的指针摆向了另一边。这种变化，加速了美国工厂从蒸汽动力转向电动机的革命。今天，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中，还可以看到当时工厂的照片，在一个巨大的车间里布满了皮带轮，从车间上部的动力轴向下面的生产设施提供动力。这些皮带轮驱动着一个个车床、刨床、铣床，而皮带的动力轴是被车间里的活塞式蒸汽机所驱动。要驱动这些活塞式蒸汽机，工厂内还要有一个燃煤锅炉房，需要煤场和化学水处理车间，需要蒸汽管道，系统及其复杂，需要大量的工人来运营维护，而这样的工厂产生的产品质量可想而知。在工厂里工伤不断，工人们稍一不留神就会被卷进皮带轮，不上丢胳膊丢腿，就是丢掉生命。而电动机的替代将一切都简化了。

随着效率更高、使用更便捷的石油和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煤炭的产能过剩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这一过程被美国人成为：“残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首先，是煤炭价格的暴跌，使煤炭企业开始陷入亏损，煤老板们为维持市场份额不惜赔本生产，为维持生产先是降低工人的工资；煤价的继续下跌，需求的减少，使一些煤矿不得不停产，为转嫁危机煤老板们开始解雇矿工，导致了矿工的失业；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煤老板的破产，无法偿还银行借贷，导致了系统性的金融坏账。这一时期似乎与中国当前的情况极为相似，这恐怕是中央关注美国大萧条的原因吧。

能源的替代是一种系统性颠覆，是真正意义的能源革命，这一革命必然波及到整个经济社会。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背后都隐藏着能源结构性转型因素。今天这个物质世界的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而能量决定了这个物质世界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恰恰是能源结构决定了经济基础。

胡佛的自由资本主义

1864年，混淆着中国农民的梦想和邪教色彩的太平天国，被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合力剿没。在满清朝廷给湘军和淮军将领们论功行赏加官进爵的时刻，这些经过无尽杀戮锻炼出来的儒生官员们，一边忙着将“长毛”的金银财宝运回家乡修宅建祠办学堂；另一边也在考虑国家的未来。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双方都使用来自西洋的洋枪洋炮成为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利器，学习西洋人的先进技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一场由官商主导的大清朝自救自强的洋务运动悄然展开。

光绪三年（1877）清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创建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投入资本银120万两。1900年为八国联军占领，矿务局改隶英国商会，最高年产量曾达136万吨，成为北洋水师和唐山一系列新兴工业的主要燃料供应商。

今天，在沈阳金融博物馆展出了一张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英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今为河北省唐山开滦煤矿）发出的临时股份证明书上，书面标明股金总额为壹佰万英镑，每股为一英镑，而该张股份证明书的面额为五股，编号从5126号到5130号。位于股票右下角英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一栏的亲笔签名为：HC.Hoover。

HC.Hoover—赫伯特·克拉克·胡佛，美利坚合众国第31任总统。1874年8月10日出生于爱荷华，1895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896年起以采矿工程师身份从事矿业、铁路、冶金等方面业务，和美国的冒险家一样在世界各地奔波，并成为矿业富豪。115多年前，24岁的胡佛被应聘到中国河北唐山的煤矿工作，并逐步升任总经理。他还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胡华。

1929年3月4日，大萧条来临前夜，曾担任两届政府商务部长的赫伯特·胡佛作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在强大的华尔街资本的支持下。当时，煤炭在美国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超过80%，华尔街、大型煤炭企业，承担煤炭运输的铁路公司，使用煤炭发电的电力公司，以及制造燃煤锅炉、蒸汽发动机、蒸汽火车头和蒸汽船等的相关行业是命运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煤炭的危机也随着能源结构的转型，开始隐隐乍现。作为“以煤为主”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以绝对优势获选美国总统。百度百科有这样一段描述：胡佛，1929年至1933年出任总统。总统任内，帮助恢复德国军事工业的实力，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在国内推行保护大资本家的“放任政策”，1932年经济大危机时命令武装军警镇压失业工人和失业退伍军人，造成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星期四血腥大屠杀”。卸任后，一面从事“慈善救济”活动，一面以元老身份参与制订共和党的各项政策，成为共和党保守派的首领，以“孤立主义者”著称。

从1920年到1929年，美国经济曾一片繁荣。工业总产值增加近50%，大企业和垄断企业得以蓬勃发展，产能和企业规模急速扩张，卡特尔、康采恩、托拉斯盛行，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利益集团手中，大企业直接左右国家的政治决策，操作选举，腐蚀工会，妄为地污染环境，在国会中肆无忌惮地为自己的既得利益立法。而整个20世纪20年代，煤炭在美国的能源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也在此一时期，石油开始对煤炭形成的一种逐渐的替代，为结构性危机埋下了定时炸弹。煤炭市场的萎缩，消费者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偏爱，使煤炭企业无法用降价阻止能源结构的转型，能源需求侧的革命正在形成倒逼。而石油天然气开采技术的进步，油气成本的降低增加了大危机随时爆发的隐患。能源结构的转型，比经济危机更加具有颠覆性，与之配套的能源工业和制造业都将被彻底颠覆。

经济繁荣使美国贫富差距越发悬殊，全美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被5%的最富有者所占有，而另外60%的家庭年收入为仅够维持温饱，还有21%的家庭年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1928年，在胡佛竞选总统时，为选民描述了“美国梦”的斑斓景象，他激情洋溢地宣称：“今天，我们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每家锅里有一只嫩鸡，车房中有两辆车”。

欧洲一战后重建完成，欧洲新建设的工厂比美国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和效率，也造成美国工业产能的严重过剩，最终诱发了结构性的经济危机。1929年秋，纽约股市开始崩溃，10月29日，被称为“黑色星期四”，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下跌43%，而且无法阻止其下滑的势头，最低时竟然下跌达88%。数百亿美元的市值迅速蒸发，许多股民倾家荡产。美国投资者损失了740亿美元，超过美国全年的GDP总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部军费的三倍之多。

坚守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胡佛总统，坚持美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反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在1929年12月他发现国情咨文，向美国人民宣称：“我们在上一个世纪中，曾经历不下15次大的不景气”，“但是，我们每次都从不景气中挣脱出来而走进新阶段时，所达到的总是一个比过去更繁荣的阶段，这一次我们也一定是这样的”

而事实上，胡佛并非没有干预经济，而是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逻辑。工程师出身的胡佛，面对经济危机采取了典型的工程师式的线性思维，和中国2008年之后的“四万亿”期间采取的政策或有异曲同工之处。胡佛政府为挽救危机，由政府借债投入修筑大量公共设施，并支持大企业进行项目建设，在那期间一系列“世纪工程”相继开工建成。

仅仅在纽约的曼哈顿，在这一时期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高120层381米的纽约帝国大厦，在“大萧条”时期仅用了14个月就建成，从1931年建成后一直都是世界上最高建筑，直到1972年被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超过；帝国大厦超过了当时刚刚建成的高77层319米的克莱斯勒大厦；还有1932年建成的高66层290米的派恩街70号美国国际大厦；1930年华尔街高73层283米的曼哈顿信托银行大厦；1933年开工建设了高70层259米的GE大厦和拥有19栋商业大楼，跨越3个街区占地22英亩的洛克菲勒中心，被称为“岩石之巅（TopoftheRock）”；1931年建成的高57层226米的城市银行-农民信托大楼、1931年建成的高60层216米的第五大道500号大厦、1931年建成的高50层199米的华尔街一号大厦、1931年高50层195米的莱辛顿大道570号大厦、1931年建成的高47层191米的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这样一些标志性建筑是在1930年前后开工建成的，近年来，我们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也曾似曾相识。

为开发美国科罗拉多河水资源，美国工程师在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的黑峡规划建设一个超级水坝—巨石水坝，集防洪、灌溉、发电、航运、供水和沙漠改造一体化。在胡佛的支持下，1931年4月开始动工兴建，提前两年于1936年3月建成，并在当年10月第一台机组正式发电。巨石大坝采用混凝土重力拱坝，坝高221.4米，厚200米，浇筑混凝土336万立方米。大坝形成了一个总库容348.5亿立方米的水库，巨大的蓄水量为水电站创造了17台发电机组，245.2万的装机容量，每年输送大约35亿千瓦时的电能。这座水电站在此后的数十年都是世界最大的水电站，胡佛将水坝命名为“胡佛水坝”，而此后民主党上台后将其改为更名为“鲍德水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共和党人再次上台，才将其改回为“胡佛水坝”。

1933年开工建设旧金山金门大桥，耗资达3550万美元，使用了10万多吨钢材；1933年还开工建设了奥克兰海湾大桥，投资7700万美元。1933年，耗资3600万美元，在田纳西的主要支流建设了全长570米，高81米集水电和防洪一身的“诺里斯大坝”，形成了130平方公里的水域。胡佛为实现这些“世纪工程”，并靠此拉动内需，以维护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美国政府实行的赤字财政，不惜高筑债台支持大企业，放手让其进行“市场调控”。不幸的是，政府增加投入并未能帮助美国最终走出危机。大量资金流入大企业，反而使中小企业成为不公平竞争的牺牲品。被讥笑为只会筑坝、挖渠的“伟大工程师”胡佛已经黔驴技穷，他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资本家们共同为挽救危机的努力已经无济于事。

1932年被历史称之为：“最惨的一年”，胡佛为了填补美国政府巨大的赤字窟窿，竟然开始大幅度加税，让本已苟延残喘的中小企业在危机中向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踵倒下。承载老百姓就业的中小企业的大量破产，进一步加剧的失业浪潮。全国86000家企业停止营业，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200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工人失去工作，农民更是贫困至极，中产阶级也被洗劫一空。而无力偿还各种贷款的失业者，最终引发美国大量中小银行的倒闭潮。全美有5000多家银行在1932年倒闭，使危机越演越烈，最终酿成了“大萧条”。

然而，代表着大资本家利益集团的“胡佛总统也还是一如既往的每天傍晚，打好黑领结进出高级餐厅，向他的七道菜晚餐奋勇进攻”。此时的大资本家们却依然享受着奢靡而放荡的生活，因为危机中的救市项目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财富。1932年，也被称为“美国人民最黑暗的日子”，在无数人丢掉工作，无数家庭陷入困境的时刻，世界最奢靡的纽约曼哈顿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开业，该酒店至今都是纽约最豪华的酒店之一。在这一年，坚信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胡佛，竟然从捉襟见肘的联邦政府拿出5亿美元，为各级政府修善办公大楼，希望以这些投资来拉动经济。但办公大楼这样的资产，是无法产生任何经济收益的。

1932年5月开始，2.5万贫困潦倒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他们衣衫褴褛拖家带口一路来到首都华盛顿，在公园里、倒闭的店铺里、甚至垃圾箱里“安营扎寨”。他们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没有公开乞讨，高唱《阿美利坚》，仅仅是向美国政府索取根据国会立法的“退伍军人补偿金”，大约每人可以得到500美元的活命钱。这笔钱是根据1924年国会议案规定应该发给退伍军人的，涉及27.2万名曾经为国家参战死里逃生的军人。由于经济危机，补偿金需要拖延到到1945年才能兑现，可是饥肠辘辘的老兵和他们的家人已经无法熬到1945年了。这些曾经为国家出生入死的老兵自称为“补偿金远征军”，要求政府兑现。年薪7.5万美元胡佛对于这些老兵的合法要求无动于衷，毫不留情地下令军队进行镇压，并为他们扣上“左翼分子”的帽子。由坦克和高举军刀的骑兵对退伍老兵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使用了3000多枚瓦斯弹，以伤亡数百人的代价，将手无寸铁的老兵们驱离首都华盛顿。最终，老兵们一无所获，甚至有两个老兵的婴儿被瓦斯弹窒息而死。

美国在大萧条期间有10多万家企业破产，6000家银行倒闭，失业率高达30%，物价暴跌33%，国际贸易缩减40%。1930年6月，胡佛为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正式签署“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美国税务局根据该法案修改了11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其中增加税率的商品有890种，还有50种商品由过去的免税改为征税。这项法律的出台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加税报复，加剧了危机的恶化。

1931年法国银行家为了自保，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尽管收回的资金不足以偿还债务，但是危机来临现金为王，赶紧收回投资可以中期自保。这场灾难使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破产。德国银行家为了自保，延期偿还外债，进一步危及到了在德国有很大投资的英国银行家。资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没有市场只得关闭工厂，货物需求减少，运输物流也就越少，进而危机铁路运输和火车制造业、船运业和造船业。这些制造业背后又是钢铁工业、焦炭工业和煤炭开采。一环一环紧紧相扣，一波一波陷入危机。

大萧条以此波及到全世界，导致全球5000万人失业，其中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生产倒退20至30年，工业生产下降37.2%。美国汽车的销售量从1929年的530万辆减少到1932年的180万辆，几乎是断崖式的减少。美国没有因为自己的自私自利得到好处，反而更加难以自拔。

【历史特写】

1929年股市崩溃之后，胡佛立即开始了他的“革新”计划。1930年，他开始削减税收，要求州的地方政府以及公用事业增加基建投资，而且在1930年和1931年上半年，他提高了联邦公共工程预算，投资于例如：“巨石水坝”一类的项目。胡佛制定的政策获得国会的支持，联邦财政政策在1929—1931年间进行了扩张性投资，刺激市场需求以拉动经济。由于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至1931年经济虽持续下滑，但就业压力被新项目消化，也保证了所得税的征收。但这种寅吃卯粮加剧了政府的赤字和负债。1929年美国政府仍有10亿美元的预算盈余，但到1931年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赤字预算，赤字规模达到30亿美元。1932年大幅度增税的《税收法》出台，导致危机越演越烈。

1931年10月，联邦储备体系制定了一系列货币紧缩政策，这些政策严重地制约了美国的银行系统应对国内通货膨胀和维持信用需求的能力。胡佛担心继续推行他的财政政策将会导致政府和私人借款者之间的竞争，结果会造成长期利率提高，影响有钱人的利益，从而抑制私人投资。他意识到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已经产生了动摇，这是因为大家对美国政府推行的长期赤字财政政策彻底丧失信心。胡佛希望通过削减赤字而减少黄金储备的流失，从而缓解因美联储紧缩货币而产生的国际兑付压力，维持美元的地位。

1931年12月，胡佛启用了“杀鸡取卵”式的新一阶段的财政政策。他请求国会提高税收，允许将税收额提高到财政收入的1/3。1932年实施的《税收法》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增税幅度最大的税收法案，这一法案提高了所得税税率，降低了免税标准，虽然提高了高收入群体的附加税，也提高了公司税率——这些措施阻碍了经济复苏。

东得克萨斯大油田

历史总是如此的巧合，以致常常让我们感到一种时间的穿越。就像2008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前后，年过古稀的老叟，后来被世界尊崇为“页岩气之父”的乔治·米歇尔，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巴奈特地区实现了页岩气大突破一样，1930年也是一位老叟同样在得克萨斯发现了“东得克萨斯大油田。

在得克萨斯州的东部地区的达拉斯、休斯敦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三角区内，有一片面积约560平方公里了穷乡僻壤，这里除了一望无际耐热耐旱的茂密松林，就是一些破败的牧场和颠簸的土路。东得克萨斯地质盆地构造曾经吸引诸多大石油公司进行过资源普查，壳牌公司(Shell)、德士古公司(Texaco)、普尔公司(Pure)、太阳公司(Sun)和后来成为埃克森公司（Exxon）一部分的汉伯尔公司(Humble)都参与了这里的勘探。直到1927年5至6月间，普尔公司雇用了专业的地球物理勘探公司对该地区进行了地震勘探，7至8月间，布下了一口勘探井，两个月后在800米深度的白垩纪乌德宾砂岩层发现了一个小油田：范(Van)油田。而其他石油公司的勘探投资几乎一无所获。

A．D．劳埃德博士(Dr．A．D．Lloyd)是一位地质学家，他根据美国已发现的各个油田的地质走向，勾画了一幅油气储存地质趋势图，而成油地质构造的趋势分布汇集到东得克萨斯盆地。根据劳埃德的理论，油气地质构造都是按一定的走向分布趋势，在多条走向线的交叉点上肯定会有大的油田。劳埃德到各大石油公司去“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成为大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的笑柄，没有人相信这个体系之外的“地质学家”的想入非非，大家都认为自己科学的勘探，足已证明这片荒芜的土地下面根本没有什么大油田。

劳埃德博士的研究却引起一位被大家称为“乔伊纳大叔”的66岁老头，哥伦布·马瑞恩·乔伊纳的关注。乔伊纳大叔可不是一个美国富翁，早年在美国东南部被称为：“棉花州”的亚拉巴马州经营一个不赚钱的粮食铺子。后来他跑到田纳西州的立法机构谋了一个小职员的位置。1913年53岁的乔伊纳大叔听说俄克拉何马州发现了大油田，异想天开当即忽悠了一群风险投资人、地质工程师和钻井工人，前往俄克拉何马进行风险钻探。他们在塞米诺尔郡开钻了第一口探井，可惜只打了不到50米深就把钱花光了。时运不济的乔伊纳大叔如果能再钻下去200米，就可能发现著名的塞米诺尔大油田。

1926年，乔伊纳大叔听信劳埃德博士的判断，在东得克萨斯腊斯克郡租下500英亩（200公顷）土地的勘探权益，并进一步募集风险投资再租了10000英亩(4047公顷)。劳埃德博士确定了理想井位在戴西·布拉德福德农场，但戴茜说什么也不同意，乔伊纳大叔只得将井位向东南移3200米。当时的钻井机还是蒸汽动力，需要用煤炭烧一个锅炉产生蒸汽来驱动一个蒸汽活塞发动机来钻井。1927年8月乔伊纳大叔开钻第1口探井，第二年在钻到334米的时候，钻头在井下脱落无法取出，导致这口井报废还丢了一个昂贵的钻头。

美国在石油勘探开发中，一直沿用风险投资机制并直至今日。风险钻探可以发债，也可以私募。对地质资源状况、钻探成本和风险进行评估，再确定股权比例和股权价格，通过私募或发债出售给风险投资人或机构，实现风险共担，权益共享。如果打出油气，大家抱一个金娃娃，如果失败，投资就此沉默。这种具有赌博色彩的风险投资，恰恰符合油气开发的规律，也有效支持了油气勘探和技术进步。

乔伊纳大叔就是用这种办法屡败屡战。他在第一口井失利之后，重新融资卷土重来。他把井位再挪开30米，重新开钻。不幸的是在井深600米处再次卡钻，不仅钻头取不出来，连钻杆也动弹不得。乔伊纳请来最棒的修井工程师也无力回天，探井再次报废。

乔伊纳大叔回到熟悉的俄克拉何马城、达拉斯和休斯敦向每一位熟人募钱。1929年5月，孤注一掷的乔伊纳说服了戴西·布拉德福德，在她的农场开钻第3口井，并请来经验丰富的专家艾德·莱斯特主持。钻探目的层为“伍德本砂岩层”。老人或许更加固执，或许更加执着，或许更加坚韧。乔伊纳大叔仍不肯将钻机停下来，坚持继续往深处钻去……。直到深度超过了1000米，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对于乔伊纳团队这样一个草台班子，显而易见他们已经疯了。他们把岩心送往达拉斯，那里的专家不认为会有石油，又把岩心送往芝加哥请那里的专业人员分析。

1930年10月5日钻到1095米。莱斯特决定再取一筒岩心。他把取心筒下到井底，钻进，然后起钻。在锅炉熄火以前，莱斯特取出岩心筒，扛到车上，拉回住处。到家后取出岩心仔细研究，发现岩心下部9英寸(约23厘米)一段是含油砂岩层。他反复地用鼻子闻，用舌头舔，这是一段毫无疑问的含油岩层。他马上给在达拉斯的乔伊纳大叔打电话，乔伊纳：“上帝，看来这回真的有希望了。”

次日一大早，艾德·莱斯特赶到井场。本来寄希望井口已经溢出原油，可惜井口仍是干干净净没有半点油花。这时候邮递员送来一份电报：“抱歉，艾德，芝加哥肯定了达拉斯的意见。你没有必要往下钻进，下面有的只是盐水。”

艾德·莱斯特像美国的每一个探险家，对于权威的意见总是无动于衷。他重新开动了钻机，在钻机的轰鸣生长，吸引了许多的围观者。他们大多是听到风声的风险投资债券的持有者，眼巴巴地等待着结果，就像拉斯维加斯赌场里等待开局的赌徒。

钻头在井下钻动，钻工们一次次将井眼里含有岩心石渣的泥浆提出来。这道工序持续了整整两天。大家眼巴巴地看着井口，什么也没有冒出了。直到第三天到下午三四点钟，从井口开始有水慢慢涌出，人们忽然发现泥浆表面闪烁这油花，莱斯特马上命令停炉熄钻。这时候，原油开始从井口溢出，不一会儿，一股油柱冲向空中，井场上一片欢腾。赶回来的乔伊纳大叔被热情的投资者拥抱起来。此时，莱斯特已经将井口阀门安装好，控制住了井喷，原油已经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储油罐。这口井每天产油5600桶，相当于767吨。此时此刻，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发现了当时美国最大的油田——东得克萨斯(EastTexas)油田。

东得克萨斯油田被发现之后，一直是美国最大的油田，也是当时世界最著名的大油田。直到1965年被阿拉斯加的普鲁德霍湾大油田所取代，但由于普鲁德霍湾大油田地处北极高寒地区，直到1977年输油管道建成后才正式投产。也就是说，东得克萨斯油田居于美国油田榜首位置竟长达47年。

油田被发现4个月中，没等大石油公司反应过来，成千家小企业在各种风险投资者的支持下，大批抢租土地，支起钻机谁干就干，1931年7月，在这一地区已经完成了1300口生产井，日产量已达18万多吨。1931年东得克萨斯油田一共打了3612口生产井，在整个油田所在区域，钻井机架形成了一片长达69公里，宽约5～20公里的井架“密林”，而决策缓慢的大石油公司拥有的油井和租借的土地区块不到整个油田的五分之一。

东得克萨斯大油田爆炸性增产，让石油市场措手不及，形成美国石油的严重地供过于求，油价暴跌到每桶13美分，比成本还低。全球油价跌平均至0.65美分/桶，比1929年大萧条之初的1.27美元/桶跌了近一半。东得克萨斯油田上数以百计的生产商和背后的风险投资人呼吁大家限产保价，和今天产油国面临的情景几乎同出一辙。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将石油产量降下来。有人扬言要炸毁油田，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1931年8月17日，得州政府宣布东得克萨斯地区进入“公开暴动和紧急状态”，对四个主要产油郡实施军事管制，数千名国民警卫队员被紧急派往油田，并暂停了一些油田的生产，使油价实现了回升。在得克萨斯州，管理油田开发的至今一直是由铁路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向所有的开发商下达了配额产量指令，并由国民警卫队强制执行。1932年4月，原油价格回升到每桶98美分。各石油公司，包括那些大公司都不得不承认得州政府的管制有效，接受产量配额。1932年11月，得州当局召开州立法机构的特别会议，通过了准许按比例分配产量的法案。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政府和国民警卫队员一眼没有看到，马上就有人偷偷超配额生产，并将超产的石油悄悄转运他州出售，这些油被称为：“热油”。而那些不生产石油的州对此不但无意干预，甚至乐观其成。这种情况很快就成为法不责众，大家争相超产进行跨州走私，造成市场上石油泛滥，原油价格又一次降到每桶10美分。束手无措的得州斯特林州长1933年5月5日，给联邦内务部长发电报，称“得州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局面”，要求联邦政府进行干预。所有的人都明白，仅仅在一个州进行管制是无济于事的，需要联邦政府颁布法令，限制石油的跨州交易。最终，罗斯福总统下令禁止违背本州法律生产的石油跨州或对外交易，并责令美国内政部强制执行。

东得克萨斯大油田的发现，尽管造成了诸多的混乱和油价暴跌，但是低油价促进了内燃机替代蒸汽机，加速了美国和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罗斯福的经济复苏计划

1911年10月25日，丘吉尔接任英国海军大臣。他一上任迅速推进了一项革命，不仅将英国海军新建造的战略舰和巡洋舰改为燃油动力，甚至将现有舰艇也进行了改造。不再使用便宜并易于获得的威尔士煤炭，用远在波斯湾石油作为燃料。他的改革遭到极大的抵制，但是这一重大技术改进使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赢得了海上胜利的主动权。

1913年，美国威尔逊总统任命31岁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出任海军部副部长。作为英国最主要的战略伙伴和追随者，罗斯福也积极地参与了美国海军的战略转型，他在长达7年的任期中，经历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了能源结构转型带来的技术优势和胜利战果。罗斯福提出了建设“强大而有作战能力的海军”的目标，为美国海军此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石油替代煤炭作为战舰的燃料，使的英国和美国海军提前跨入了人类的一个崭新的时代。高热值的液体石油可以存放在战舰水线一下的各个舱室，提高了舰艇的稳定性，增加了燃料总量；石油可以使用泵来供给锅炉燃烧，大大减少了人员，也降低了水手的劳动强度；燃油可以快速加热锅炉，使舰艇不仅可以快速出航，而且加速变得更加便捷，大大提升了舰艇的机动性；燃油能够为锅炉提供更高的燃烧温度，而作为动力源的蒸汽温度的提升，让战舰能够使用效率超过30%蒸汽轮机，从而淘汰效率只要15%且体积硕大而笨重的蒸汽活塞式发动机；蒸汽活塞式动力系统和燃煤占居了舰船的大量空间和重量，燃油系统可以大幅度节省了空间和重量，军舰能够安装更大口径的火炮，装载更多的炮弹；而最有意义的是燃油的烟雾比燃煤更低，英国和美国的舰队可以更早地发现德国海军的战舰，并提早瞄准、提早射击，夺得海战胜负的先机和主动权。

1882年1月30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罗斯福家族。罗斯福家族在美国有300年的历史，在美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堂叔，西奥多·罗斯福的头像与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总统一起，刻上了美国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的石山。西奥多·罗斯福被称为“老罗斯福”，1897年也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任命为美国海军部副部长。由于当时的海军部长约翰·隆因病长期不能不理政，老罗斯福成为实际掌权的海军部长。罗斯福家的海军传统事因老罗斯福的两个舅父都曾在南北战争时期服役于美国联邦海军，他在1880年结识了提出“海权论”的美国海军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上校。马汉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1881年，他出版的第一部正式著作就是《1812年战争中的海战》，这本书后来成为美国海军学院必修课材料。在其海军部的任期中，美国爆发了“美西战争”，美国因此夺取了大片西班牙的殖民地，获取了巨大的战争利益，其中包括将加勒比的古巴和西太平洋的菲律宾的殖民权益。

海军是一只与能源和先进科学技术关切最深的军中，历史上重大海战的胜利实际上都是技术进步的成果。丘吉尔和罗斯福叔侄的历史影响，与他们曾经任职海军部或有更深的因果影响。

老罗斯福作为共和党候选人麦金莱的副总统候选人参加了1900年的大选并获得成功。1901年9月6日，麦金莱总统遭到无政府主义者刺杀，9月14日不治身亡。老罗斯福顺位继承总统宝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手按《圣经》宣誓就职总统，并在1904年获得连任。年轻的老罗斯福思想左倾，反对大垄断资产阶级过度对国家和民众的掠取。1902年，美国矿工联合会发动了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直接影响到电力企业和城市取暖的燃料供应。罢工维持了163天引发了一场举国性能源危机。老罗斯福在白宫召集煤老板和矿工领袖开会达成妥协，将工作时间从每天10小时缩短至9小时，并允许工人得到10%的加薪。

煤炭主要靠铁路运输，煤炭在美国和中国这样以煤为主的市场始终都是最大宗的运输货物。控制了铁路就控制了煤炭的供给和生产，更关键的是可以通过运输控制定价和期货交易，为金融资本家创造超额的收益，对于金融资本垄断铁路是榨取剩余价值的首选。老罗斯福最大的贡献是启动了美国的反垄断进程。其中最著名的反托拉斯行动，就是起诉控制北大西洋铁路、昆西铁路、芝加哥铁路在内的一大片铁路运营区域的北方证券公司垄断，并最终在最高法院以5：4的判决裁定该北方证券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反垄断也最终使他的独特个性和改革主义政策，赢得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的称号。

1900年义和团运动，清廷几乎向全世界宣战，最终导致八国联军入侵，被迫签下“辛丑条约”。全中国4.5亿人不得不每人赔款一两白银，一共赔偿四万万五千万两。1907年12月3日，老罗斯福向美国国会提出，将美国的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教育。他认为，中国之所以闹义和团，闭关锁国，向世界各国宣战，是因为中国人的教育太落后，太不了解已经剧烈变化的世界。后来美国在中国设立了清华学堂和支持中国留学生去美国读书，詹天佑就是那时去美国学习的。还兴办了协和医院。为此，英国、法国、荷兰和意大利也不得不跟进了美国，支持中国的教育。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至今仍可以向美国政府申请到每年2000万美元的赞助。而该款项据悉就是是根据老罗斯福提案，来自于庚子赔款基金。

然而，老罗斯福也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他的家族与石油企业也存在千丝万缕联系。他在任期内积极支持了作为当时新兴能源的石油企业的发展，使美国的能源革命得以推进。或许作为回报，到20年代初期，他的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成为辛克莱石油公司董事会成员，另一个儿子阿奇博尔德?罗斯福担任了辛克莱石油公司的副总裁。辛克莱石油公司是由哈里?辛克莱以俄克拉何马州“独立”石油商人名义组建的企业，而他的背后是不便直接出面的标准石油公司和华尔街的银行利益集团。该公司的直接使命是与当时的苏联进行谈判，获取苏联巴库油田和萨哈林岛油田的开采权益，以换取美国对苏联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承认和贷款。就在辛克莱即将大功告成之前，也在争夺苏联石油开采权益的壳牌石油公司暗中唆使辛克莱的一个竞争对手，揭露了他与时任总统哈丁勾结获取美国政府对怀俄明州“茶壶顶”地区利润丰厚的石油资产租赁合同。1922年4月14日，哈丁总统正准备宣布与苏联外交和贸易关系正常化的节骨眼上，《华尔街日报》头版上刊出了哈里?辛克莱卷入“茶壶顶”丑闻的报道，使这一交易胎死腹中。

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被称为“小罗斯福”，曾经向往进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希望继承家族传统成为一名海军军官，但是遭到父亲坚决反对。1900年小罗斯福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历史学和新闻学；190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取得律师资格；1910年任纽约市参议员；最终如愿以偿在出任海军部副部长。1921年8月不幸患脊髓灰质炎症，留下了身体的残疾。

1932年残疾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他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胡佛政策的“新政”计划，并以压倒性多数选票获胜。1933年3月4日，在一个阴冷午后，刚出任新总统的罗斯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乐观态度和充满信心的语气“点燃了举国同心同德的新精神之火”。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民主党政府（1933～1945）很快就从胡佛的公司自由主义转向了运用政府强制力来提供救济、推动经济复苏。在救济方面，新政使联邦政府第一次直接提供福利服务，成立了市政工程署（CivilWorksAdministration，CWA），这是一个失业救济计划，主要向非熟练工人提供在小型公共工程就业的机会。此外，罗斯福动用RFC的基金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它们的救济计划——这是胡佛不愿意采取的行动。成立了公共工程署（PublicWorksAdministration，PWA）以支持大型的公共建筑工程。1933年，罗斯福的经济复苏计划的核心之一是《国家工业复兴法（NIRA）》，这一法案超越了胡佛的企业联合论，组建政府直接资助的卡特尔，而不是依赖大垄断的联合救助；另一个核心措施是《农业调整法（AAA）》，这一法案采用了胡佛鼓励营销协作的强制性措施。这两个措施被认为是推进更多的计划，以及随之而来是打破对竞争的限制，联邦政府强化资助中小企业，将促进经济复兴，从而使经济更加稳定。1933年，罗斯福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启动了加强金融市场监管行动。在新政100天内，政府通过成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以最为激烈措施，在获取国会授权后在促进自然资源开发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在新政认为市场失效的这一重要领域培育“有序的发展”。

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

1935年8月28日，罗斯福力排众议签署了遏制垄断企业跨州经营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PUHCA）》，打破了大企业对电力、电话和天然气等公共事业的垄断。使州政府能够有效监管属地的电力、电话公司，州议会能够配合立法并决定公共事业的价格。

美国是电力工业的发祥地。1882年，爱迪生电气公司在纽约的珍珠街建立建设并运营了世界第一座商业性发电站，这是由6台蒸汽式活塞发动机驱动的的发电厂，总装机容量约670千瓦，采用直流供电技术在纽约市内供电，主要用于照明。继爱迪生电气公司开创直流输配电系统之后，特斯拉发明了交流输配电技术并纳入西屋公司。西屋电气公司开始提供交流供电系统，1886年又发明了交流变压器，使交流系统的优越性日趋明显。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交流系统得到迅速发展，并取代了直流供电系统，开始进行越来越远的输电和构筑越来越大的电网。

立法前，全美虽然有100多家电力公司，但主要市场控制在3大垄断寡头手中，而这些垄断巨头控制着跨州经营的电网。这些大型的既有托拉斯形式，又据康采恩模式的超大型电力公司既控制发电厂，有控制电网。他们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各州对电力工业的管制成为一纸空文。当时的纽约居民不能购买纽约州发电厂所发出的电力，而不得不与新泽西的发电厂结算电费，而新泽西的居民也不得购买新泽西的电力，需要与宾夕法尼亚的电厂结算电费，而宾夕法尼亚的消费者同样要与纽约的电厂结算。电力公司将其解释为安全性和“电力潮流”问题，这是外人是根本弄不清楚的。这样一来，电力公司就可以合法地将利润藏起来，让消费者不得不承担更多的电费。电力公司以增加安全为由，不断增加投资，最终通过电费转嫁给消费者。这些模式与今天的中国国家电网颇为相似，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这一做法实际上也制约了他们自己的发展，反而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昂贵的电价使很多在经济大萧条中的中小企业加速死亡，中小企业的死亡和随之带来的失业问题，人们连饭都吃不饱还会用更多的电力吗？电力需求的萎缩，直接影响到大电力公司的销售收入和还本付息的能力。

《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打破托拉斯和康采恩的垄断，限制公用事业公司在各州的管辖权限，规范运营公用事业公司及其相关业务活动，并对已获确认的电厂、电话公司和银行等进行管制。通过要求控股公司放弃它们在各州电力公司的股份，变电力、电话、燃气企业和银行为各州独立运营的经济实体，从而取消了大量的跨州经营的垄断控股企业。该法有两个要点，一是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通过要求控股公司放弃它们的股份，变为在一个地理区域内的单独的企业，其股权不得跨州持有，也不得进行跨州经营，从而取消了大量的跨州控股公司；二是严格限制控股公司从事的主营和兼营业务。按照该法规定，所有控股公司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并由其裁定是否必须进行重组，证券交易委员会还负责对控股公司债券的发行和清偿进行管制。

这种动用国家公权力对这些超级利益集团进行强制性分拆，在美国这样一个私有制立国的国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也反应了罗斯福改革的坚定决心。而罗斯福改革的成功，避免了大萧条带来的社会革命，一旦大萧条中的美国发生俄国式的社会革命，这些超级利益集团的资本家不仅血本无归，而且性命难保，也算是罗斯福拯救了他们。罗斯福的担当和决断，在今天的中国都难以想象，或许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勇气和决心。

美国农村电力合作社

1935年以前，美国农村只有11％的人口有电可用，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居住在大城市的近郊区，而美国农村大多数地区仍无电可用。由于农村地广人稀，供电线路太长，输电损耗大，电价太高农民用不起，最终导致用电量太少形成了恶性循环、在农村供电投资太大，无利可图，所以没有一家大电力公司愿意向广大的农村地区投资供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快速实现工业化的美国需要大量劳动力。也像后来的中国，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涌进工厂。大萧条之后这些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大量游荡在城市，成为一个非常不安定的因素。罗斯福每天晚上不得不通过无线电广播，在千家万户的收音机里安慰大家，千方百计防止经济的恶化转变为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情况的进一步失控，因为美国是一个人人拥有枪支的国家。

必须为更多的人创造工作的机会，必须启动更大的市场，必须重新启动美国的经济，广大的农村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机会。美国没有向中国推进城镇化，而是推进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变农民生活品质，改进农业耕作效率，能源的现代化是关键一步。电力公司不愿意解决这一问题，就放手让农民自己丰衣足食。合作化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专利，就像市场化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通过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以合作化模式解决农村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是一种社会主义式的制度创新。

1935年5月，罗斯福签署了一项执行令，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EA)”，研究制定推进美国农村电气化进程。一年之后的1936年5月，罗斯福正式签署了《农村电气化法》。罗斯福和他的智囊们提出的基本原则是：由一定地域范围的农户以自愿的原则组成各自的“农村电力合作社”，通过同比例向需求者“众筹”方式集资，再向联邦政府申请低息贷款的方式筹集电力建设资金，美国联邦政府提供优惠的贷款予以支持，年利息为2％，偿还期限为35年。让农民自主建设本地区的供用电基础设施，从电力公司趸售电力，向本地区所有合作社成员供应没有投资者盘剥和经营者牟利的廉价电力。

在1938年至1942年间，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在美国各地乡村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群众性教育运动，帮助农民学会怎样使用电能来减轻繁重的日常家务及农场杂活，提高农业的整体生产率。农电合作社的创新、发展和普及，推进了电力的普遍供应。各种电动工具的应用，电力驱动的水利排灌设施的发展，使当时美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得以迅速提升；电气化进入农村极大地改进了农村的基础设施，收音机和电视机进入农村，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化，使得农村更加适宜居住，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活品质，也使越来越多的城里人迁居到农村，在农村纳税，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的现代化水平；而农民生活品质的改善意义更加深远，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使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没有被抛弃，也没有成为牺牲者，让他们成为有尊严的社会进步的参与者。而关键的问题是通过农电合作社让美国农民组织起来，以合伙机制加强了大家的合作意识，这对于乡村自治民主合作，在共同应对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盘剥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是罗斯福最成功的改革之一，改革之后很快就得以回报，美国农民生活的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大大推进的不仅是美国的农村，而且是整个国家的电气化进程。促进了美国农业的现代化，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次需求侧的革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新的市场，为美国经济的复苏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到1960年，全美实现了农村电气化，电力将广大农民从沉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从原始愚昧中解放出来。电气化、自动化、现代化不再是城市的专利，农民在应用电力及机械化、自动化方面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农电合作社成为美国政府一项成功的实践。

到1997年，美国电力合作社已经进一步细分为发电合作社、输电合作社和配电合作社，美国农电合作社输送的电量虽然只占全国电量的7％，发电容量只占全国电量的5％，但所服务人口已经占全国人口的11％，约3000万人。但从供电面积覆盖上，已经占到全国的70％。全国3000多个郡，有2600郡由农电合作社提供电力服务。配电线路长达300万公里，超过全国配电线路总长度的一半。农电合作社使美国农村通电率100％，电压合格率100％，农户每月平均用电1070千瓦时，且年年在增长，用电遍及到家庭和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由于电价低廉和服务良好，农电合作社吸引了一大批原由商业性电力公司供电的用电户。1996年一年，全美农电合作社新增用户40万个，大多是大城市周围的农户由于不满意电力公司的供电而转由农电合作社供电的。农电合作社靠“农村包围城市”之势，逐渐扩大市场范围，靠“合伙制+众筹”争取了更多消费者的参与，用需求侧革命颠覆了供给侧的垄断。

1938年《美国天然气法》

煤气灯是十九世纪的一项重大发明，此前人们使用蜡烛和鲸鱼油照明。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煤炭利用技术的不断进步，将煤炭转换成为煤气，再用管道输送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和千家万户，为街道和家庭提供夜间照明，为家庭和餐馆提高炊事燃料，为建筑提供采暖，逐渐成为一个新兴产业。美国的第一个天然气公用设施是于1817年在马里兰州成立的巴尔的摩气灯公司。画家莱姆布兰特·皮勒和他的合伙人在早年一直使用煤气灯为博物馆和画廊照明。1859年，在美国已经有超过300家煤气厂为约500万用户服务。

1944年在二战期间，好莱坞著名导演乔治·库克曾经拍摄过一部著名的惊悚电影《煤气灯下》，描写一个美丽的少女宝拉继承了姑妈艾丽丝的大笔遗产，并与潇洒、体贴的青年格里高利·安东结了婚。婚后每到夜晚，房中的煤气灯忽明忽暗，同时房顶上伴有奇怪的声音，让宝拉感到惊恐万分。青年侦探伯林为弄清真相，来到宝拉家中，他发现使宝拉恐惧的真正原因是安东半夜三更到储物间翻箱倒柜，目的是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偷走艾莉丝姑妈留下的宝石。由此可见，煤气灯的影响在美国的家庭中持续了多久。

1920年之后，随着石油开采的增加，与石油伴生的天然气成为一个问题。在每一口油井都要安装一个火炬头将这些天然气一把火焚之，很多油田的夜晚被这些熊熊燃烧的火炬头照的如同白昼。这些比煤气更加干净高效的天然气被白白浪费，让人们感到非常可惜。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美国出现了大批私营的小型城市燃气公司，他们看到了一种潜在的商机，就是将这些天然气引到城市替代煤气加以利用。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为甲烷，无毒，比重轻于空气，易于扩散，热值为每立方米8400大卡。而煤气的成分主要是一氧化碳和氢气，还存留各种煤焦油和有害物质，不仅有毒而且不安全，热值也只有3000至3500大卡。天然气对于煤气的替代，很快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和追捧。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使用天然气，企业也不仅仅局限于使用石油开采的伴生气，专门生产天然气的天然气田被开发，天然气供应得以增加。

其实，天然气在美国的看法可以追溯到更早。1821年，威廉?哈特钻探了美国第一口天然气井，成功将地下天然气引到地面，美国第一家天然气公司——弗里多尼亚燃气照明公司就此诞生。也在1821年，美国第一口页岩气井也进行了钻探，但是由于气量太低而没有继续。直到1859年宾夕法尼亚州第一口商业油井钻成，油气勘探步伐加快，天然气工业随之发展起来。但这一时期天然气市场因为规模太小而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井口天然气价格始终处于无管制状态。20世纪初期天然气的产量逐渐提高，但交易量较小，价格也不高。随着油气勘探行业不断发展，天然气逐渐成为居民使用的主要能源之一，但由于缺乏长距离输气管道，天然气无法顺利进入市场销售，价格仍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直到一些大公司借助华尔街的大资本开始建设长输管道，情况才出现重大改观。

一些天然气公司从天然气田到天然气长输管道，从城市管网到千家万户，逐渐形成了一种纵向一体化的垄断机制。当时的天然气价格与今天中国使用的定价机制基本一致，采用所谓“成本加成”模式。所谓“成本加成定价法”，是按产品单位成本加上一定比例的利润制定产品价格的方法。但如此一来，天然气的经营者对于控制成本，提升效率就没有兴趣了。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加大成本，因为成本越高在市场的销售定价就对自己越有利。而高价格、高成本的天然气对于从“大萧条”之中寻求复苏的美国经济毫无益处，消费者都希望通过改革压低气价。

1935年之前，美国天然气管道运输市场处于纵向一体化程度很高的阶段，整个市场由几大州际管道公司控制，这些公司不受联邦政府管辖，也不对外界公开信息，且不断兼并小公司，强大的纵向一体化形成垄断。1935年出台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PUHCA）》限制企业跨州经营，但是，由于资源禀赋的特性，不是每一个州都有天然气资源，所以，必须区别对待。1935年，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作为管辖机构，要求管道运输企业自愿递交改组计划，并宣布如不能在1940年之前说明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将启动正式拆分程序。最终，美国天然气管道公司与天然气地区分销公司的界限被明确划分出来。

首先是限制企业同时从事上中下游一体化的经营。因为，一旦实现纵向一体化所有的竞争将就此消失，价格将无法下降。其次是地方利益与整体市场的矛盾。在1938年以前，美国天然气的生产、输送和配供受到所在各州法律的制约，形成了天然气市场的地区分割和区域性垄断，也制约了跨州管道的建设，限制了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跨州之间的竞争。

1938年，为遏制跨州经营的天然气管网公司对市场的纵向垄断，建立了针对天然气长输管道的监管机制，并制定了世界第一部《天然气法（NGA）》。1938年《天然气法》出台以后，促进了天然气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在一体化的天然气公司之外，出现了独立的管道公司。天然气生产者可以把天然气卖给独立的管道公司，管道公司再卖给批发销售公司或终端用户。法案规定，管道公司是地区天然气分销公司在城市门站的全部提供商。州际天然气管道公司负责建造并运营管道，向气田购买天然气，再转卖给地区分销公司或其他公司。但这个方法尽管解决了分销公司的垄断问题，其运行模式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管道公司收益主要来自运输，他们只需在天然气购买价格上加上自己的运输价格，不会为分销商的利益而与气田生产商讨进价。同时，也不会考虑分销商的市场规律，让气田现场相互配合，以优化产业供需结构。这一矛盾直到1985年的改革才得以解决。

这一改革的关键是解决了天然气纵向一体化垄断的问题，创造了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确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由联邦电力委员会对管道经营商跨州销售天然气的行为进行监管，实现统一并标准化的管输费率；放开了对竞争性的气田井口价格和销售价格的强制性定价，有效鼓励了竞争。这些改革促进了美国天然气产业的发展，使美国成为最早大规模使用天然气的国家，先进的能源结构推进了美国先进的制造业发展，也实现了先进的科技引领能力，为美国维持世界强国做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

天然气作为一种最理想的化石能源，成就了美国的竞争力。大规模利用天然气促进了燃气轮机技术的发展，美国目前已经可以将燃气轮机的燃烧室透平进口温度提升至1700℃至1800℃，远远超出了钢铁融化的温度，由此促进了美国的能源工业、航空发动机工业、材料科技、流体力学科技、计算机控制等一系列的引领性技术，为美国企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燃气轮机因而被称之为“工业王冠上的钻石”。

当然，这些改革也存在历史的局限性。美国多数天然气资源地区仅有一家管道公司，而州际管道更为有限，这些州际管道公司逐渐成为当地天然气的唯一的垄断购买者，而为对抗州际管道公司的购买垄断，天然气生产者则通过形成类似“卡特尔”式的价格联盟，以共同抬高井口天然气价格，增加自己的收益。被抬高的井口价格又通过州际管道公司无选择地转嫁给了消费者，这大大损害了终端消费者的利益。但是，罗斯福开创了一种改革的思路，就是通过不断的改革，不断的试错，逐渐让经济适应新的变化，在变化中解决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

至今为止，人们仍在怀疑罗斯福是故意将孤立主义的美国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池步洲，1908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1927年前往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大学机电专业学习，1934年毕业后又在早稻田大学工学部学习并娶了日本妻子白滨英子。1937年于7月25日，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池步洲毅然携妻子和三个子女从日本再搭乘轮船返回上海。回国后，池步洲经朋友介绍进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总务组机密二股，负责侦破日军密电码。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通过破译截获的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内容为：“1、立即烧毁一切机密文件；2、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3、帝国政府决定采取断然行动。”

根据当时先后破译的电报，池步洲做出两点判断：一、开战时间将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二、攻击地点将在檀香山的珍珠港海军基地。消息立即呈报给蒋介石，蒋将情况马上通报给美国大使馆，并及时报告给了罗斯福总统。

但是，罗斯福并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人们今天的解释是，由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的高涨，美国并不相信正在与日本苦苦鏖战中的中国。因此，罗斯福总统对于来自中国方面的情报未能予以重视。也有人认为，中国方面的情报有根有据，完全可以进行进一步进行核实，如此重大的情报，而且此前中国方面也从未发出类似的“警告”,美方没有让其在重庆的大使馆和相关军事人员进行核实，必然另有隐情。如果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罗斯福之所以未作出任何反应，或许他也正在等待这一刻。美国要摆脱孤立主义的情绪，要从“大萧条”的泥潭中彻底爬出来，就必须要有一场战争。当时的美国和世界都需要这样一场战争，否则将无法阻止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者咄咄逼人的进攻，美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不管怎么说，4天之后，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终于发生，美国进入了战时状态。

在美国，除了美国内战和美西战争外，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的，似乎都是民主党人担任总统期间，这或许是一个传统。美国和墨西哥之间1846年爆发战争时的总统是民主党人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总统是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总统是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朝鲜战争时的总统是民主党人哈里·杜鲁门；扩大越南战争的总统是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只有，共和党的布什家族或许是一个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和国会将国家的优先战略前面转向了战争，取得战争的胜利成为最高的国家战略。防止因战争和恐慌带来的通货膨胀，而不是治疗因“大萧条”带来的需求不振成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此时，战争已经带来了巨大的需求，足以刺激经济的狂奔。罗斯福政府需要关注的问题是避免再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那种由巨额赤字导致的通货膨胀。

大战是需要花钱的，珍珠港事件后，联邦政府各项开支急剧增加，并且一直增加到1945年。政府开支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几乎达到了国民总产出的一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平均水平的两倍。罗斯福和国会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筹资经验，认为政府应该加强价格控制，对每一种稀缺的物品实行“战时配给”，并尽可能地提高税收收入，以应对战时开支的激增，防止消费者与政府之间出现相互抬价的竞争，控制政府的负债水平。由于财政收入增加，联邦赤字从1941年的62亿美元，增长到1943年的574亿美元之后，在此后的战争期间基本维持在1943年的这一水平了。

1941年，财政部长摩根索提议对利润率超过6%的所有公司收益征税。罗斯福宣布:“在国家的生死关头，所有超额收入都应该为赢得战争服务。”1942年，他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说:“任何美国公民的税后净收入都不应该高于25000美元。”这在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时刻，对工资和薪金征收所得税，并对超额的利润征收更多的税，并通过管制价格方式防止富人借战争大发横财。罗斯福的政策被称为“有广大群众基础的”，这样的态度赢得了社会底层老百姓和军人的支持，因为终归是大多数穷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必须让他们向新教徒一样是为理想信念而战，树立为美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而战的神圣使命感，打败邪恶的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而不是为了华尔街资本家们更加脑满肠肥而去送死。

而这一政策也获得了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罗斯福敢于向大众征税，美国人民愿意承受，说明美国公众普遍愿意为战争贡献力量，而这种征税制度让更多的美国人有了主人翁的责任感觉和精神。个人纳税者的人数从1939年的390万增加到1945年的4260万，联邦所得税收入从1939年的22亿美元猛增到1945年的351亿美元。“从乡村俱乐部到铁路边，到处都是纳税人”。1940年，联邦所得税只占总税收额的16%；到1950年，联邦所得税已占到总税收额的51%。直至今天，个人所得税也是美国政府最主要的税种，成为美国公民社会的压舱石。

战争将美国这部巨大的战争机器开动了，此前的一系列改革有力地保持了这部机器的高速运转。最终，使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新主宰。而罗斯福一系列的改革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美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民众素质的提升都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