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审视不同历史学说

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的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作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作之一，对于中国和第三世界的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全球通史》摒弃了众多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如“古代—中古—近（现）代”的“三分法”，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全球世界。有专家认为，这样一种划分方法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不习惯的，因为大多数中国读者已经按照“三分法”或“五分法”（原始共产、奴隶、封建、社会、共产）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思维定势。但这样一种划分却是考察历史发展的一个新角度，有利于消除部分中国读者头脑中,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时间位差”与空间位差，在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中去加深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加深对世界历史的理解。

众所周知，“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是中国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最为常见的阶段划分，也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一种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三分法”的变种之一。关键是无视“中世纪”只是欧洲乃至西欧独有的历史经历这样一种事实，而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镶嵌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同时也把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要比世界历史上的“近代”晚几百年。中国人由此不得不按照中国与世界两个不同的时间表来理解中国的过去与世界的过去。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使用“中世纪”这样的概念，但主要用于描述欧洲的历史进程及其与欧洲以外地区历史进程的比较，而不是要把各地区的历史整齐划一。并未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世界各地区的历史进度。实际上，当代多数西方学者都已抛弃了传统的“三分法”，承认“历史在这个星球上不是按同一个速度进行的”，“三分法”存在着清晰的欧洲中心论偏见。正如美国学者威廉•迈克高希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所指出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不是基督徒，并且只有亚欧大陆的最西端属于罗马帝国。一个帝国崩溃后，出现的是一个影响全体的但无帝国疆界的宗教，在后来是它的分裂及由一个世俗的秩序取而代之，这种经历对于西方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社会的历史表现出一种不同的模式。”

为了解释与通读世界历史，众多学者对历史有不同的分析与分阶段，有人分为家族秩序、纳贡秩序与资本主义秩序，有人分为微型、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有人分为开放体系与封闭体系，有人分为农业时代与技术时代，有人分为狩猎、农业、技术文明，，更有人分为前文明、文明、相互联系的文明、全球文明，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人在此山中。”每个人的认识都或多或少有局限性，而阅读历史、比较各不同地区历史是减少局限性的方法之一。斯塔夫里阿诺斯则将时间节点定为公元1500年前与之后两分法，因为许多技术、文化进步仍至于革新革命的关键转折出现于公元1500年前后，也即产生于西欧的西方文明相对其他文明占据优势并扩张到全球之时，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而学习历史需要有不同的角度观察与评判历史。

而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重要文明不同之点是，中国史学在文化领域与精神世界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与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古希腊、波斯等等文明中，神学或宗教占据最重要位置有极大不同。“中国不存在教士与俗人、教会与国家的分裂。”这一特点是好是坏，评说者各异。作者认为中国儒学已已成为儒教，“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在作出这些早期的发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学原理。”儒教是否存在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但儒学在中国两千多年来在学术思想界居统治主流地位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总是：原因何在？

“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一直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作者认为土地耕种与农业文明是一大进步，随后产生的文字发明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现今伊拉克两河流域文明），这一文明是城市文明，而埃及文明是一种帝国文明，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是一种海洋商业文明，“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产物而是伴随着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书吏可以享受很高的地位与特权。”（可对比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文字可使经验技术世代相传，促进了智力的发展。而洪水恐惧、不安全感、潜在冲突等等使得人们试图用法典来消除而产生了汉谟拉比法典。这些法典立足于神命，随后造成了基督教、佛教等等宗教传播，允诺来世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都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而城市文明发展与贸易发展常常被战争或帝国衰亡打断。西哲亚里士多德说过，城市的建立是为了能过上好的生活。而柏拉图认为，每个城邦又分为两个城邦，少数富人的城邦和多数穷人的城邦，这两个城邦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大河流域文明，每一伟大文明的衰亡却是因其内乱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进而由随时准备入侵的游牧民族造成的。”作者认为虽然战争显然是灭亡的原因，但帝国的器质性疾病是经济，生产率低下，经济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似乎在于奴隶制，捐税提高、贫困增加激起了城乡暴动，从而招到蛮族入侵，最终不是内部起义成功，就是外来侵略得逞，或两者兼备，由此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国历史的周期性。

但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改变了帝国周期性，尤其是蒸汽机的发明、改革与推广。作者指出，蒸汽动力在古代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就已为人们所知，却仅用来开关庙宇的大门，而英国不仅用于煤矿生产还用于交通运输后，使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发展到1975年，西欧、北美每人平均利用的能量分别为亚洲人的11.5倍和29倍，作者认为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直接取决于所能利用的能源。

中国特别是中原及其附近地区曾是一个农业文明极度发达的国家，但在城市文明领域和工商文明领域，则无疑是重农抑工商思想占了统治地位，直到英国商人将毒品连带商品从海外输入中国，并为维持这一贸易自由而发动侵略战争洞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少数中国人才知道世界工商文明之先进与不可阻挡。更有西方专家归纳统计，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和现代宪政的起源国，侵略过当今世界上90%以上的国家与地区，另有专家统计，从1492年到1914年欧洲人征服了全球84%的土地建立殖民地，并在每个有人类居住的各大洲扩大了影响力。推而广之，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等昔日殖民列强也曾侵略殖民过比本土大得多的国家与地区。作者认为，西欧这一成就，源自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没有后继者，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多元化文明，而中国一再出现中央集权专制，限制工商和禁止航海，中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在欧洲得到了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仅西班牙就从美洲攫取了有据可查总计达18600吨白银和200吨黄金，而未经注册而攫取了的金银估计为上述数字的10%至20%。西欧还通过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获得暴利，造成了许多土著灭绝或人数极度减少。各殖民列强无疑是有原罪的。

中国有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有学者认为中国一部24史就是官僚贪污腐败改朝换代史，此言有些偏激。中国在工商文明和工业革命中落伍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国产生了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正是这一制度扼杀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明清统治者率先控制和约束商人阶层，而科举制即公职竞争考试，又诱使更多商人或富裕农民与地主子弟投身科举考试与官僚阶层，地方官僚与皇帝专制独裁，民众没有立法权、自行收税权利、投标使统治者落选权利，也没有限制或停止政府开支的权利，因此他们有造反（或革命）的权利，造反在中国是阻止专断的、邪恶的立法和行政的一种古老的、时常运用的符合宪法的正当手段（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中国政府垄断了许多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包括武器、纺织品、陶瓷、服装、皮革、盐和铁，这些限制剥夺了商人创建自由企业的机会。束缚经济发展，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与坠落。因为朝廷官员可以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国家垄断商品为个人牟利。统治集团还竭力反对海外经商经营。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曾有所谓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问题是中国有那么多农民起义，但中国社会却一再陷入停滞、腐朽状态的超级循环中，农业文明在西方殖民列强和后起的日本工商文明前不堪一击。而其他各大洲农业文明与游牧采集文明也同样不堪一击。西方工商文明迫使全球其他文明学习、采取西欧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否则难以在新世界生存、立足。这似乎成了非西方文明的宿命。

西欧中世纪后工业革命、科学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后，产生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法国大革命后，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臣民奴仆成为公民，国家成为公民所有。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利，但不能使劳动者免受失业、疾病、伤残老年所引发的贫困与不安全，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强调社会、集体福利，认为人类经过理性思考和行动能够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应当促进合作而不是促进竞争，强调国家对全体公民的的福利所承担的责任。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压力下，德国首相俾斯麦推进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改革方案，包括养老金、失业、疾病、事故等等保险并逐步为其他国家西方国家效仿，而十月革命更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人认为是建立了共产主义制度）。

19世纪以来大的殖民帝国与股份公司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了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并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西方文化也就成为全球的典范，西方文明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明不是永远望尘莫就是天生低劣。虽然有大航海时代著名的探险家库克船长，曾对殖民主义扩张提出质疑：我们诱使他们（土著民族）堕落，带给他们物欲和疾病，只能搅乱他们和祖先一直以来享受着的幸福安详，此外别无他用，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美洲土著人究竟得到了什么？

可占优势的传教士与殖民主义辩护者们却认为，欧洲带给了土著人和世界其他地区文明与进步，日本对亚洲侵略也美其名为文明开化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但全球化时代三次世界范围的战争和苏俄革命与苏联解体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第一次世界范围的战争是发生于1756～1763年间的七年战争（SevenYears'War），是欧洲两大殖民帝国军事集团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之间的战争，汉诺威与葡萄牙为英普的盟友，法奥俄的盟友则为西班牙、萨克森与瑞典，为争夺殖民地和霸权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战场遍及欧洲大陆、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和菲律宾、中国新疆等地。（在远东，沙俄唯恐中国不满尼布楚条约趁机夺取俄国远东，而先下手为强挑动新疆叛乱而牵制中国，于1755年唆使准格尔汗王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一系列战争直到1760年才结束，牵制了清乾隆帝的大部分兵力，因此有学者中国清朝也间接地被动地参与了此战争。）这次战争对于18世纪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参战国家众多、加上战争范围涉及欧、亚、北美大陆，规模空前，温斯顿•丘吉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政策从来就在于在欧洲寻找肯用自己的身躯维护英国利益的傻瓜。”这次战争最大的赢家是英国。但是战争耗费了巨额财产，英国战后增加殖民地税收以弥补亏空，结果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独立使英国失去了北美部分殖民地并培养了新一代取代英国的帝国。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作者认为有五个诱因，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和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还有私人军火公司煽动起的各国军备竞赛。一战摧毁了4个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俄帝国，还摧毁了西方世界文明先进的概念。战争引发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土耳其起义，列宁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革命纲领并率先宣布退出战争，将外国资产收归国有并拒付沙皇政府外债，随后战胜了14国武装干涉和各地叛乱，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但不久后斯大林采取计划支配的集权经济，苏联曾取得巨大成功，世界工业指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2年的63.8，而苏联932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1928年至1952年增长了3倍半，苏联工业从1921年占世界份额1.5%分别增长到1938年的10%和1966年的20%。另据《大国的兴衰》提供的资料，以1913年制造业指数为100，到1938年苏联达到了惊人的857.3，其他国家发展最快的日本仅为552（还包括其1931年侵略占领中国东北增长了一倍的GDP这一不可比因素）、意大利195.2、德国149.3、美国143、英国117.6，法国114.6。苏联与其盟国（英美中法）随后取得了二战胜利，还一度建立社会主义阵营。

俄国革命成功一度引起德国和匈牙利革命，并激起殖民地人民革命。1919年孙中山指出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伙伴和兄弟就是苏俄式工农红军。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认为还将出现一个不受侮辱、有权选举、有权工作和有权生存的黑人民族。殖民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孙中山认为自日本战胜俄国那天起，亚洲各国人民就抱有摆脱欧洲压迫的希望。但不幸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成为新的殖民列强和侵略战争策源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作者认为，中共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社会的纲领吸引了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1949年毛泽东成为大陆的领导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遗留的诸问题总爆发，部分原因是各帝国主义殖民列强分赃不均而造成的，当时协约国联军统帅福煦元帅（FerdinandFoch）得知巴黎和约等等内容后宣称：这不是停战而是20年的休战。这是惊人准确的预言。作者认为战后法西斯主义是最突出的政治创新，以消灭工人失业为动员，意大利与德国先后成为法西斯国家并进而成为欧洲战争策源地，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亚洲战争策源地，日本于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殖民列强默许了日本侵略，作者认为日本对满洲（东北）的侵略成功鼓励了欧洲的侵略，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随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1941年6月侵略苏联，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破坏力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这一战争导致了殖民主义体系崩溃并声名狼藉。联合国成立后推进了非殖民化运动，目前已有80多块殖民地，7亿5千万人口获得了独立。目前，全球仍有17块非自治领土未被非殖民化，这些领土是约200万土著人民生活的家园。中国革命成功和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以及亚非拉美大洋洲许多国家独立是最明显的标志。

• 但苏联革命与建设成功有历史阴影，苏联集体化农业产量却一直令人失望，私人土地只占苏联总耕地面积的3%到5%，却生产了全国农产品的25%与30%。苏联工业经济的低效率与特权阶层的形成也极大妨害了工人与知识分子积极性，集权经济压抑了创新与竞争，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整个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也导致南斯拉夫解体和市场社会主义失败。苏联解体有专家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苏联制度未能开发工人、技师与科学家的智慧与能力，“难道社会主义没有象资本主义那样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同样的机会？”“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干活。”更在波兰的政治幽默称“资本主义是残酷的人剥削人社会，而社会主义把它颠倒过来了。”而事实证明，严格管制和墨守成规与创造力水火不容。从而在以创新为代表的新经济竞争中步履蹒跚并最终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也随即消逝。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有所不同，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曾有过三次……大革命：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民国；第三次则发生在1949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毛泽东不愿接受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这些计划的巨大成功与官僚精英主义，试图建立一个没有官僚组织和为人民服务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农村集体经济，”中国经济也陷入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常见的低效浪费与短缺，奇异的是作者未叙述也未评价中国独特的文化大革命。作者认为毛泽东去世后继承者们发起了现代化运动，甚至走向了市场社会主义，废除人民公社、恢复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工厂以个人组织取代革命委员会，奖优惩劣等等，即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猛已38年，也积累了相当大的风险与矛盾，特别是环境、粮食、能源、金融与文化安全，在刚刚结束的2015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传出信息：中国大陆占全球人口20%，消耗了全球40%以上的资源而只创造了全球GDP约10%。中国大宗商品的生产量开采量占全球总量的40%至50%，创造了非常多的全球第一。目前中国石油对外储存度已达60%、天然气超过30%，煤炭年进口一度越过3亿吨，农作物进口量相当于9亿亩耕地产量，铁矿石、铜、铝等等重要矿产也超过50%，而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严重，雾霾曾一度笼罩中国270万平方公里国土，中国面临新的风险与挑战。与当初鸦片战争后中国能否建立工业化国家疑问相同，中国能否建立一个创新的经济与社会？能否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

目前世界也同样面临着发展不平衡，全球约20亿人的肥胖与约10亿人的饥饿、营养不良形成了尖锐对比，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工业革命导致生态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急剧增长引发了担忧、指责和压力，但正如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如下表帮忙，是西欧人发动了工业革命，引发了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他们不能指责一无所有的人，不能认为他们应该做记过一无所有的人。

作者认为21世纪的未来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将由人们来创造，必须接受一个新的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社会。否则人类将比预想的更快地消亡。美国当年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杰斐逊指出，人不再生下来身后就背着马鞍，也不是上帝赞许的极少数特权人脚踢和合法驾驭的奴隶。法国人权宣言则开宗明义地指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作者认为自古以来一直困扰人类的关键问题——在技术变化与社会变化之间存在的长期时间差的问题。技术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统治集团只知并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怎样去创造更多的新财富。而种种奴隶制阻碍了社会进步。由此可见改革与革命有其天然理由与正义性。人类目前面临的种种危机与风险，需要当今人们共同努力，消除形形色色的奴隶制与过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平衡。

世界与中国正共同面临着环境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和信息文化安全五大挑战，能否成功应对上述风险挑战直接关系人类生存安全。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已不可能置身其外，而保障中国信息文化安全往往是国人不易觉察的挑战，仅举两例：

中国今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70周年纪念，这一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起身伟大复兴的起点，这一胜利意义重大，是因为中国作为唯一的昔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这与其他常任理事国均是老牌殖民帝国，是最大的不同，中国还推动了世界非殖民地化运动。当然这一纪念不乏杂音，中国内部也有人受到殖民列强和西方殖民文化影响，例如李登辉妄称日本是祖国，后在舆论压力下改称作为日本奴隶很悲惨，而马英九则称台湾抗战比大陆抗战早了42年，其实是一大谬误，台湾1895年抗战开始，加上42年是1937年，而日本1931年9月18日发动侵略东北战争，东北抗日战争爆发后抗联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持续了14年之久，马英九也显然忘记了1932年上海128抗战、1933年热河抗战、察哈尔抗战、1936年绥远抗战，难道这些抗战不是大陆抗战或是满洲国抗战？马英九还说日本对台湾建设有所贡献，可他忘记了日本占领台湾前后屠杀了65万台湾同胞，日本投降后从台湾遣返回日本的日本军人与平民近50万人，还有相当多的日本人留在台湾，日本“建设”台湾从来不曾想把台湾将来交还中国，日本“建设”也不曾想把东北还给中国，有专家考证日本投降时满洲国首都新京市（长春市）居民超过一半为日本人。台湾前行政院长还一再宣扬蒋委员长是抗战领袖，其实不然，东北14年抗战是蒋介石领导的吗？台湾71年抗战（从1874年日本挑衅牡丹社事件侵略台湾）是蒋领导的吗？在去年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和纪念抗战先烈时，在关单位组织了楹联征集比赛，可所见获奖楹联中，谈及8年抗战的对联有21个，谈及东北抗联14年抗战的只有1个，比例为21：1，无一提及台湾50年抗战与70年抗战。今年同样举行了楹联征集比赛，报刊公布的获奖对联中，有7个只谈8年抗战，只有1个提到东北抗战，也只有一个重庆作者撰写对联中提到“七十载烽烟滚滚”对“百千秋警笛声声”（70年烽烟是指日本军国主义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牡丹社事件，到1945年持续71年），个人进步明显，但总体上看显而易见令人担忧，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巨大，撰写对联并参加比赛的人无疑是拥有较高文化水准的人，中国历史教科书应当重新编写，否则只提8年或14年抗战，由于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是赞同加入大西洋宪章即承诺战后不扩大领土，那么中国东北与台湾是否是中国领土？在美国海军军舰近日侵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后，环球时报一篇文章称这是美国是为了维护国际领空的自由航行权，其实哪里有国际领空一说？早有学者指出从法律上无国际海域一说，遑论国际领空。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西方某些史学和政治理论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与渗透，也说明多个角度看历史的重要意义，也是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重要意义的最佳说明。

全球通史上下（第7版）作者介绍

作者:(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

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得过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秒各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虽然他以《全球通史》享誉世界,但实际上他著述颇丰,还有大量其他伤口为学术界称道。除《全球通史》外,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作品还包括《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和《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等。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已于2004年3月23日在美国加州荷亚去世,本书不但是斯氏《全球通史》的*新版本,也成了其*后版本。

参与/查看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