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共山和他的能源帝国

朱共山，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1958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东沟镇，1981年毕业于南京电力专科学校，菲律宾比利勤国立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江苏省政协委员，中国光伏产业联盟联合主席，享有“中国新能源之王”和“世界硅王”之称。协鑫集团旗下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于2007年11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朱共山执掌的保利协鑫是世界领先的多晶硅和硅片生产及研发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多晶硅和硅片生产商。2009年朱共山以97亿身家成胡润能源富豪榜首富，2015福布斯华人富豪榜第221名。

2015年10月14日至16日，由台湾外贸协会、SEMI与台湾太阳光电产业协会主办的第九届台湾国际光伏展(PVTaiwan)在台北市南港展览馆如期开展。此次“光伏展”的“主角”，除了主要的台湾光伏企业，还有一个来自大陆的厂商——“保利协鑫”。

在当前我国光伏产业迅速“触底反弹”的发展势头下，凭借其规模、技术、成本的优势，保利协新迅速地拥有了台湾光伏市场中大量的份额。“主要的台湾电池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保障了台湾硅片市场三分之一多的供给。”保利协鑫副总裁吕锦标如是说。

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道路，并不一直是一条“坦途”，光伏行业在近十年的历程中经过了“寒冬”的萧条以及“阳春三月”的春暖花开，一直波澜起伏。然而，在大起大落的光伏领域里，朱共山所率领的保利协鑫，不管行业处于风雨飘摇的低谷还是雨后春笋的高潮，始终如“疾风劲草”般风雨不动、顽强生长。想要了解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源于独具的慧眼还是运气使然，需要我们共同走近这位“光伏大亨”和他的“能源帝国”。

“民营电王”的创业史

朱共山是一名苏北老红军的后人，1958年2月出生在江苏阜宁县东沟镇的农村，在家里排行老三。1981年毕业于南京电力专科学校(现南京工程学院)，主修电气自动化，2005年在菲律宾比利勤国立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博士学位。虽说是“红军之后”，朱共山的创业史却并非借助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其创业经历独具传奇色彩。

朱共山“发迹”于江苏。从1978年开始，朱共山在阜宁县打拼，先后做过多份普通工作，包括售货员等。1990年，在香港创立了协鑫集团，其后的1996年，他创办的公司和新海康航业共同投资太仓新海康协鑫热电有限公司，在江苏太仓建立了第一个热电厂，随后其发电厂不断增加，达到二十多个，与五大国有电力集团“分庭抗礼”，获得了“民间电王”的称号。

朱共山在其战略盟友中国保利的鼎力支持下，于其人脉资源丰富的江苏、浙江两省入手，主攻垃圾发电、生物质等环保能源发电。以“民营资本”的身份在华能、国电、华电、大唐、中电投这五大电力集团及申能、粤电、深能和皖能等“地方军”控制之外的狭小空间里腾挪，并以30亿人币的身价，位列“008胡润能源富豪榜”的第18位。之后朱共山又将其业务拓展至煤炭开发、煤化工业务、与人合资生产风电设备，同时，又在江苏徐州努力打造号称“亚洲最大”的多晶硅项目江苏中能光伏。

和同代企业家差不多，朱共山的创业成长史，和中国经济发展史高度重叠。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朱共山经过一系列的抉择后，最终才选择了创业。但跟大部分同样白手起家的商人不一样的是，朱共山下海之后不久便找到了合作伙伴——香港新海康航业投资有限公司。香港新海康航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是央企保利集团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香港嵘高贸易有限公司”——这也是后来“保利协鑫”公司名称的由来。

放走百亿，只为“长单”

朱共山与光伏的结缘，始于2006年，虽然未能“捷足先登”，不过他只用了短短5年的时间就后来居上，成为多晶硅和硅片行业龙头。而更为传奇的是，06年朱刚开始涉足光伏领域的时候，就选择了光伏产业中门槛最高的上游——多晶硅原料行业。

2006年3月份，朱共山投资70亿元成立了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江苏中能)。当时，国内的光伏企业正密集地在海外上市，朱共山之所以不同于无锡尚德、天威英利等同行，进入上游，既是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更是因为他是个“大胃王”。朱共山敢赌，江苏中能投产后，恰好碰到了多晶硅价格一路高涨的行情，但是就在多晶硅异常紧俏的“疯狂时刻”，他决定利用多晶硅供不应求的机会与下游客户签订长期战略供应合同。

随后，江苏中能本可以乘机大赚500美元/公斤的现货利润，但朱共山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与客户签订利润相对要少得多的为期8年的长期合同，此合同价格要比现货价格低40%-50%。如果按照这个账目算下来，朱共山放跑了上百亿元的利润。

然而，朱共山一直把签“长单”当作他在光伏产业中的“得意之笔”，这一招为江苏中能在金融危机期间逆市扩产打下了铺垫。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多晶硅价格已经跌到了100美元以下，但是有了这些“长单”，江苏中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比其他企业的日子要好过了很多。不过，按照朱共山最初的设想，江苏中能将在美国或香港独立上市，但受金融危机影响，使江苏中能登陆的日期一推再推，并最终导致上市未果。

2009年，保利协鑫以逾260亿港元(折合人民币230亿元)，收购江苏中能的全部股权，摇身变为新能源龙头股。2010年，又涉足硅片领域，只花了不足一年，就成为行业第一，不仅供应量占了全球约三成，成本更是业界最低。2011年，朱共山以财富160亿元位居“胡润新能源富豪榜”榜首。

光伏“低谷”期的一枝独秀

2011年1月，多晶硅行情还算不错，但从3月底开始，太阳能电池相关报价一路走跌，由于欧债危机爆发，欧洲许多国家取消对替代能源的补贴，多晶硅价格又一次暴跌，甚至降到了前所未见的40美元以下。此时，整个中国光伏行业已是哀鸿遍野，曾一度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多晶硅片生产企业赛维LDK以及老牌太阳能电力企业无锡尚德都被破产传言所笼罩。不过，在这行业处于低谷时期，仍有一家制造商还在创造奇迹，就是保利协鑫。

这一年11月下旬，数家在美上市的光伏企业发布三季报，数字一片惨淡。国内四大光伏巨头英利、尚德、天合光能、赛维LDK共亏损2.9亿美元。据赛迪智库光伏产业研究所调查显示，我国半数以上的中小电池组件企业已经停产，有的大幅减产30%，还有10%至20%的小幅减产或在努力维持，并已开始不同程度的裁员。而朱共山的保利协鑫上半年净利润仍达到35.5亿港元，无疑是这一时期光伏产业中的“一枝独秀”。

不仅如此，保利协鑫还在大规模地扩张：与富士康合作，在江苏盐城、山西大同共同建设了多晶硅、电池、组件和下游光伏电站的垂直一体化的产业链;11月17日，还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共同宣布，计划在一两年内于山西大同合作建设规模达1GW的光伏电站，而当时整个中国光伏电站的容量还不到2GW。

为了安抚下游的厂商，朱共山几次带队与客户谈判，采取的方式是降价、延长合同的方式，实现合同总价值不变前提下减少硅料现货价格下降带来的损失。朱共山笼络了不少下游企业的心，但他们有时并不买账，保利协鑫执行总裁舒桦曾在台湾受到尖锐的责问：“太阳能产业崩盘，你觉得保利协鑫是始作俑者吗?”提问者是台湾大同集团董事长林蔚山，起因就是保利协鑫激进的低价策略。当时舒桦正在台湾国际太阳光电展夸保利协鑫的“大方”：“协鑫的做法是不需要客户开口的。我们主动会跟他们磋商相关问题，而不是说等他开口。”与朱共山面相稍胖、行事沉稳的风格不同，舒桦清瘦精干，他依旧在台上微笑着说，协鑫的多晶硅生产成本2011年年底将降到20美元/公斤，他将皮球踢了回来，“你们该问的是，为什么其它公司做不到?”

“公开信”风波：精硅还是薄膜?

2014年，在汉能一线电站开发员工至保利协鑫董事长朱共山的公开信在光伏圈疯转。此事起因是9月11日在北京举办的“2014光伏领袖峰会”上，保利协鑫和英利集团两位高管力撑晶硅，直指薄膜路线薄弱之处。而汉能董事长李河君力挺薄膜，业界认为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晶硅还是薄膜?在光伏领域原本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现阶段，薄膜的成本长时间无法与晶硅产品竞争，导致一线开发员工在向业主提供技术支持时产生较大分歧。

这份汉能员工致保利协鑫的朱共山“严正声明书”，言辞激烈，称朱共山“不道德”。随后，朱共山以及“汉能全球光伏应用集团”副总裁徐永邦都凭着在商界打拼数十年的丰富经验以平和、理性的措辞分别对“公开信”做出了成熟、睿智的回应。朱共山对“声明书”的作者表示，“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会加快文化建设，对新入职的员工加快文化导入。”还鼓励道“我们共同携手，为共筑新能源宏图大业做出各自的贡献!”

晶体硅电池技术与薄膜电池技术只是光伏在不同时间段自然产生的不同技术路线而已，虽有前后关联，却无必然的取代与否与继承关系，它们各有优势，光伏行业也更应该呈现的是百花齐放的一种良性竞争态势——经过朱共山与汉能员工公开信一事，大家似乎都更懂这个道理了。

光伏“回暖”下的协鑫

从2013年开始，市场供需矛盾有所缓和，光伏产业渐渐回暖。如今，经过两年的洗牌调整，我国光伏“两头在外”的状况已不复存在，不仅产业链各制造环节齐头并进，分别占据全球市场五到七成份额，光伏应用市场也已跃居全球第一。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大陆光伏制造业总产值超过2000亿元，同比增幅达30%。这样的发展形势对于在光伏地位显赫的保利协鑫，自然存在更多的机会。

2014年，协鑫集团借壳森泰集团，更名为协鑫能源，把旗下光伏电站业务装入其中，实现了新能源业务独立上市。上市之后，协鑫加大了对海外市场的投入。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印度经贸论坛上，协鑫与印度阿达尼电力集团签署战略协议，规划总产能达到10GW，协议金额高达数百亿。朱共山的微信昵称叫“把绿色能源带进生活”，可见，他对能源产业的感情颇深。印度市场只是他“绿色能源”战略的其中一步，这盘棋，他才刚刚开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