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教训》一书由中信出版社今年7月出版,此书封面引题是《打捞中国历代沉没的改革》,意在普及历史常识时为当代人改革提出警示,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多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奴隶起义农民起义众多且规模庞大,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却屡屡陷入停滞,以致于西方哲人说中国无历史?“抢在革命前大力搞改良”或许是部分原因所在。
改革比革命难,这在名著《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有明确论述,大意是发动革命,绝大多数大人能从中立即得到可观的现实利益,例如“打土豪分田地”,而发动改革,大部分人未能立即获得现实利益而首先要损害既得利益,从而阻力极大,例如前几年某些省份改革事业单位待遇造成大批人员提前退休,最终往往因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良、改革与革新,而引发了绝大多数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谁也不愿想象的起义或大革命,往往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追溯中国历代改革的教训与经验,以指导今后改革、避免重蹈覆辙,似乎是当今历史学家与改革者的共同良好愿景,因而历史的教训与改革的教训等等书籍,成为某种畅销书,是不足为奇也不至于大惊小怪。
改革的教训:内容与吸睛点
中国历史书上记载的第一次改革不是春秋时代管仲变法,而是西周厉王改革。闻所未闻?
让秦国转弱为强的起点不是商鞅变法,而是秦献公改革。头回听说?
使西汉最鼎盛繁荣的不是汉武帝改革,而是汉宣帝改革。颠覆认知?
这些“沉没的改革”或失败或有所成功的改革,由于种种原因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实属正常。但在历史上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改革故事中,吸取改革的教训,给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国人以启迪与警鉴,使其更加智慧地面对当下和未来。这或许正是《改革的教训》一书有识、有趣、有料之所在。
为何侧重“改革的教训”,而不是“改革的经验”?这是中国青年报的提问。
在当今世界,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与苏联解体震惊了世界,其地缘政治动荡动乱仍在乌克兰等等地方发酵,而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吴起改革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失败、宋代王安石改革失败、和明代张居正改革成败与否的争论仍在持续。本书对人们耳熟能详的管仲、商鞅、王安石等等改革简略介绍一笔带过,而详细介绍了少为人知的周厉公、秦献公、汉宣帝、王莽、隋焬帝、唐武宗、明孝宗改革,并分析了这些改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分别是:污名化、雪藏化、、边际化、失焦化、阴影化、符号化、抹杀化、忌讳化、熨平化等等,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身影,既得利益集团。作者还提醒改革者与希望改革的人士:如果不改变利益集团结局,不能重构社会结构,那么所取得的成效都是暂时的,所收获的功效都是脆弱的,最终逃不脱失败的结局、沉没的命运,这或许是本书最重要的新闻眼和吸引眼球的地方。
当然罗列历史上沉没的改革难免挂一漏万民,本书白璧微暇,未能列举另外几场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改革,一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第二代君主柴荣(公元920年-959年),他在后周立国不到10年即于39岁英年早逝,他一系列军事、政治改革特别是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还兴修水利,农业改革规定官方的庄田分给佃户耕种,改变了官田为吏侵占、收入为官吏侵呑的现象,使农民收入增加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使得后周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相比其他割据政权有了优势,为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奠定了基础。另一个是隋文帝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改为五省六曹制,后改称五省六部制,是为唐代三省六部制之蓝图。他开了科举制度1300年之先河,废除了以前选官用的九品中正制,选官不问门第。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明经等科的考试,合格者录用为官。杨坚登基后下过这样一道诏书:“建国重道,莫先于学。”这是中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先声。在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1978年所著中《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排行第82位。他所创立的科举制还影响了新中国高考制度,改革开放首次重大战役是恢复高考,使得稀缺的教育资源能够面向全体青年公平竞争选拔。而公元1905年袁世凯上书废除科举制使得读书人人心惶惶而6年后满清政府垮台,1966年新中国废除高考,6年后林彪集团垮台,四人帮坚持废除高考也于1976年垮台,这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另有玄机。
其实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制度变革有始发于楚成于秦的郡县制与集权制、隋代科举制、1911年辛亥革命废除帝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与1977年结束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忽略隋文帝改革是一重大遗漏。
但苏联东欧改革的失败自然引发了对中国改革前景的担忧,“当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落后于社会的需求时,如果不进行真实意义上的改革,那么就会酝酿革命。类似的历史教训,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希望那些真正为了民族前途着想的改革者牢记这个教训。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是不成熟,而是过于成熟了。中国目前主要的改革困境,在于改革的主导者官僚—精英阶层的利益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与民众基本相同变为尖锐对立,因此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民主化改革是群众热切盼望的,能够取得群众的支持,也是避免社会矛盾发展成暴力革命的唯一出路。”这是苏联俄罗斯人雅科夫的忠告。他的观点正确与否值得商榷,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早已不言而喻。
在汉语中与改革、革命两词相关并程度有所差异的词汇有4个:改良、改革、革新与革命。在相当长历史的中国,改良并不是一个褒义词,这与晚清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三千年之未有变局”,执政者之一李鸿章成了“大清帝国糊裱匠”,这与北京土话糊弄局在点异曲同工,他“历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一场甲午战争伴随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声名狼藉,又遭遇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辛丑条约、中俄密约而最终以卖国贼恶名告别人世,他的继任者袁世凯(1859年—1916年),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时被部分人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抵抗日本侵略,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并办矿山、银行和大学。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与革命党、立宪派联手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复做总统。1916年6月6日因病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毛泽东解放初视察安阳时,有人建议爆破炸掉袁墓,毛泽东制止了,说是留作反面教员,袁林得以保存至今。袁世凯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而辛亥革命也成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袁世凯死后不久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苦难深重的中国,又历经五四运动、大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抗美援朝以及各种争议极大的运动和文化大革命,“30年大梦将醒乎”,中国在结束文革后开始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历时38年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果举世瞩目,同时问题积累甚多,面临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金融安全、信息文化安全五大挑战,中国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建设生态文明才能应对这五大安全挑战,重温历史上失败或沉没的改革教训,确实有必要。
本书最后写的是明代改革,后有小结是“抢在革命前大力搞改良”,认为这一改革跑赢了革命,对国家、文明都属万幸,但可惜改革没人接续、成果灰飞烟灭。作者未写的晚清改革,命中注定是改革未能跑赢革命,1910年上海的商会副会长沈缦云组团到北京请愿,希望朝廷主动改革才能避免革命,但遭到满清权贵拒绝,失望后说“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回到上海就领导上海商会集体参加同盟会,江浙财团与立宪派倾向革命,而腐朽无能又多疑的满清权贵又得罪了创建并拥有北洋新军的袁世凯,故武昌起义一旦爆发,拒绝改革的满清权贵终被革命推翻且帝制复辟无望。
中国改革开放源自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和恢复高考,改革开放成果巨大举世公认,但问题矛盾积累甚多,特别是贫富差距过大、环境安全堪忧,还面临气候变化与发展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的挑战,中国未来改革开放也举世关注。除环境安全外,中国还面临粮食、能源、金融、信息文化四大安全挑战,需要进行能源革命与深化改革来应对,而如何进行成功与有成效的改革与能源革命,细读《改革的教训》与《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