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中国核事业的领航人

       简介：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生于湖北武汉，核物理学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4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物理系，1942年夏转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毕业，获美国密执安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于1950年春回国参加工作，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光亚是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是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战线的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著有《原子能和原子武器》、《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等著作;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于2011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朱光亚曾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为表彰他对我国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其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命名为“朱光亚星”;朱光亚是遥远苍穹中最亮的星，被评为“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其获奖名片是“中华之光”，感动中国推选委员对朱光亚的评价：“纵览全局，心系祖国，中国核事业的领航人，保卫的是家，捍卫的是尊严，显示的是中华民族的铮铮傲骨!”、“肃然起敬，卓越功勋，他代表的群英，使我们的民族——自强，自信，自力，自尊!”

赴美深造核武器研制

朱光亚：带头回国担此重任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出生，湖北武汉人，上中学时就对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时，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吴大猷等著名教授。

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两地共投下两枚原子弹，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同时也唤起了中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梦想。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政府邀请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教授商讨发展原子武器事宜。三人拟订计划，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其中，朱光亚与李政道一起被吴大猷选中。带着满脑子的“原子梦想”，一行人从旧金山上岸后，顾不得欣赏这陌生国度的景致，就直奔普林斯顿大学，却当头迎来一盆冷水：先期到达的曾昭抡告诉他们，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外国人进入。而之前蒋介石政府承诺的50万美金研制费也成为一纸空文。现实令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旧中国也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

师生们考察的热望破灭，但朱光亚不改初衷，1946年9月，他随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的学习和研究。在这里，他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和计算研究，一边在研究生院学习核物理实验技术，并获得核物理学博士学位，从此与核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密执安大学，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优，连续四年获奖学金，并在《物理评论》上相继发表了四篇英语论文。由于朱光亚在学术上表现突出，又是本校中国留学生会主席，因此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

1950年3月18日，一篇由朱光亚牵头感情真挚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在《留美学生通讯》上发表，它仿佛吹响了回国的集结号，让很多海外学子受到感召，选择了新中国。正是他的这个决定，帮自己最终圆了没有在美国实现的梦想。

回国后，他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从事物理学基础教学工作。1955年1月，毛主席号召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朱光亚被召回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了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1958年秋，苏联援建的核工业反应堆和加速器移交给中方使用。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我国的原子弹科研项目被迫停顿;当年7月，35岁的朱光亚奉命调到二机部，承担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同时负责点火等主要技术课题的攻关指导工作。他提出：就从苏联专家留下的“残缺碎片”研究起，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中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随着“起爆”那一声铿锵的命令，大漠中骤然闪出一道强光，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平时颇有酒量的朱光亚开怀畅饮，加之连日劳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

根据毛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朱光亚和同事们加快了研制速度。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强烈的冲击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先于法国1年时间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发展速度是核大国中最快的。

中国科技“众帅之帅”

朱光亚: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他扎扎实实地做事，却有战略家的眼光;他“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却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新闻媒体报道参加重要活动的领导人名单里，钱学森、朱光亚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就此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

在中国战略武器的发展中，这两位连办公室都相邻着的科学家确实难以分开：钱学森负责导弹和卫星，朱光亚负责核武器。但一直以来，由于从事领域的不同和为人低调，朱光亚生前从没有给自己的人生写下过只言片语。1965年，中央领导人宴请参加首次原子弹爆炸的核武器研制与试验部门代表。宴会上，坐在周恩来总理左边的是钱学森，右边是朱光亚。钱三强一直把举荐朱光亚视为选拔科技帅才的一个成功范例，而李政道则评价这位好友为“两弹”研制中的“科技众帅之帅”。

1959年6月，前苏联来信拒绝按协定提供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国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在此背景下，当时的核武器研究所急需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在钱三强的力荐之下，年仅35岁、当时还只是科技界“中”字辈的朱光亚，被调入核武器研究所，并很快就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技方面的总负责人。实际上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在回国后短短一年内，就出版了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书中介绍了原子能发展、原子弹研制、氢弹秘密等内容，是中国当时系统论述核武器知识的早期学术著作之一。

朱光亚的到来，很快使核武器所的工作有了起色。从最基本的理论学习、实验准备工作，到规范科研管理、建立团队精神，再到最终组织起一支像模像样的研发队伍，核武器所一砖一瓦的建设，都有朱光亚的努力与付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这些在当时就已十分出名的科学家们，还有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都是在朱光亚的建议下加入进来，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黄金阵容。

经过艰苦紧张的探索研究，1962年，我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进展。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建设以及核材料生产等问题也在按计划进行。但是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对原子弹研制项目是否“下马”出现了争论。9月，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与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研究后，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根据领导和专家集体讨论的意见，朱光亚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对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誉为原子弹的“两个纲领性文件”。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对“两年规划”做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

在朱光亚的人生编年表上出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主持某次核试验取得成功”，朱光亚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朱光亚说：“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作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的学术思想从未在“两弹一星”这个节点画上过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