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的能源安全观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油气逐步取代煤炭成为世界一次能源的主导力量。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使发达国家认识到能源安全的重要性。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安全被确定为我国最重要的能源安全领域。

国内对能源安全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供应安全，认为油气对外依存度越高，越是受制于人，安全威胁也越大，战时将陷于缺油无气的被动局面。二是价格安全，认为国际油价波动受政治、金融等非供求因素影响较大，油价持续升高可能引发经济危机或会超出可承受范围。三是通道安全，认为石油运输过度依赖马六甲海峡和其它热点地区，具有政治和安全上的风险。

总体上看，多年来形成的能源安全观赋予了石油、天然气较多的国家战略和地缘政治色彩，在能源安全与国家安全间建立起密切关联。主张尽可能提高能源自给水平，开辟多种石油天然气入境通道。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油气开发方面存在竞争和对立，应当通过“走出去”获取较多的海外资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优质能源的供求矛盾、资源环境压力明显加剧，日益暴露出传统能源安全观的局限性。主要是，重煤轻油的思想制约了能源结构调整。人类对能源的利用大致经过薪柴时代、煤炭时代和油气时代。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次能源仍然以煤为主，迟迟无法进入油气时代。不仅能源利用效率不高，还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环境灾难。

视油气为命脉的观点抑制了市场竞争，抬高了国内价格。将油气列为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只允许个别企业进行上下游一体化经营，限制了多种所有制企业的进入。由于缺乏充分的市场竞争，油气价格长期由有关部门按成本加成的方法定价，而不是按市场供求关系定价，形成了油气单向涨价的格局。油气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美国因其价格下降带动了制造业发展和就业扩大，而我国因油气高价格削弱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海外油气利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交往的回旋余地。世界上主要的油气资源都被发达国家瓜分完毕，中国作为后来者，只能到一些经济落后、政局不稳的国家参与开发。在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上，往往受油气利益的羁绊，不利于我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在海外开采的油气，大部分就地销售，并没有直接形成对国内的实物供给。

中国树立什么样的能源安全观，一定要与世界形势的变化相联系。进入新世纪后，北美发生了页岩气革命，油页岩、油砂等过去认为开发价值不大的非常规油气资源可能复制页岩气的成功。全球油气储量将成倍增加，世界油气开始进入相对充裕和多点供应时代。美国实现“能源独立”，有望成为油气出口国。近年来国际天然气价格已经走低，石油价格也可能进入下行周期。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受挫，使各国重拾化石能源的信心。应当说，现在的世界能源格局与传统能源安全观形成时的格局有了很大不同，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形势变化探索新的能源安全观。

首先，对我国能源是否安全要有一个准确判断。我国一次能源的自给率超过91%，能源供给总体上是安全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60%，很多人担心这一比例过高。但在国际上，石油依存度多少是安全的并没有标准可循，也不宜把能源进口与安全问题在数字上简单对应。

其次，在油气与安全的关系上，在可预见的未来还看不到因大规模战争中断油气供应的威胁。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对世界格局作出了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主题，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是我们对外开放的基本立足点，与之前闭关锁国时作出的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判断迥然不同。随着冷战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国之间依存度加深，非传统安全已上升为主要威胁。以军事斗争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威胁虽不能完全消除，但在有终极武器的国家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因担心全面军事冲突造成断油断气而采取过度防卫的措施，如过度强调立足国内、限制油气使用，某种程度上会束缚发展的手脚，甚至使我们丧失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第三，从个体安全走向集体安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油气资源已经全球配置，由一个国家单独去应对供应、价格、通道等风险，代价会很大，也不易实际。中国应当树立集体安全的观念，加强与油气生产国、过境国和其他消费国的合作和政治互信，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通过双边多边合作和区域合作等方式实现共同的能源安全。

第四，应当确立由煤炭时代走向油气时代的战略目标。油气是清洁、高效、易用的优质能源。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全面小康，到那时如果能源仍然是以煤炭为主，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这种小康很难说是全面。但是，当我们对能源安全有足够信心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