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能源大战略的思考

近来，参加了几次关于“能源战略”层面的讨论。在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壮心之下，今天，我们更加关注国家发展的战略大方向、战略思维、战略目标以及实施战略，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大家讨论中，关注的问题层面却似乎好像盲人摸象，多集中在战役层面或战术层面，即便解决了这些问题，也改变不了大局。

那么，究竟什么是“战略”？什么是“能源战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大庆

1953年底，新中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地质部长李四光被毛泽东邀请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向他讨教中国石油资源的底数，到底中国有没有石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在座。毛泽东问李四光：“外国的学者，也包括我们的某些学者，多少年来，几乎一致认定，只有海相地层才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油田，而我国大部分是陆相地层，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那一年，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顽强的作战，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紧紧钉在“三八线”以南。志愿军的流血牺牲深深感动的斯大林，苏联在1950年至1952年底，同意帮助中国设计的改建和新建的，50个建设单位；在1953年同意帮助中国设计的91个建设单位，在1954年同意帮助中国设计的15个建设单位，这就是苏联援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其中不仅包括玉门油田的开采，也包括克拉玛依的勘探和一系列石油化工项目。

斯大林亲自点名派苏联著名地质学家特拉菲穆克到中国帮助找油。早在1951年春，由苏联专家莫依先科率领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4/51地质详查队，奉命进驻克拉玛依黑油山地区找油。此时，苏联开始全面援助中国，提供了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当时一桶石油的国际价格为1.93美元。中国的石油供应压力明显减缓，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毛泽东居安思危，远见卓识，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石油问题。

192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埃蒙斯教授断言：“所有的产油地层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海相地层或与海相地层密切相关的淡水地层。”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学家E·布莱克·威尔德教授1922年来华考察，回国后发表《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论文，结论为：按照“海相地层生油论”，中国缺乏大规模具有工业价值的石油资源。威尔德认为:中国中生代、新生代缺乏海洋沉积，古生代大部分地层不能生成石油，除西部和西北部某些地区外，几乎所有地质时代的岩石都遭受了强烈的褶皱、断裂及火成岩不同程度的侵入。这一观点，很快引发美国地质学界和石油企业的高度关注。

1913年到1919年，美孚石油公司地质师克拉普和富勒在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山东、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和钻探，行程12800公里，耗资270万美元，打了7口探井，均未获得工业油气流。富勒在《中国东北部的含油远景》一文中认为：“中国东北部的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含油可能性。”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认为中国“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石油开发工作……不可能像美国那样生产出大量石油。”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系教授希洛埃1927年在《远东矿业与工业》一书中说：“中国石油的储量充其量也不过美国的1%。”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经理罗杰斯在1932年出版的《美国实业发展史》一书中断言：“中国大部分及西藏大山脉……都没有储存有开采价值石油的可能。”

1938年，美孚石油公司再度来华勘探，依旧无功而返，威尔德的权威观点遂被“证实”并形成了“共识”。“中国是一个贫油国”，对此观点，甚至连占领东北的日军高层也深信不疑。1940年8月，日本石油公司在东北地区接连打了数十口石油探井后，调查部长大村说：“在满洲已经很难找到石油了，还是马上到‘南方’寻找油田吧。”于是，日本军方和石油公司打消了在中国东北寻找石油的计划，以至于此后不得不为夺取东南亚石油而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直到1949年，中国只有甘肃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3个小油田和四川圣灯山、石油沟2个气田，年产原油仅10余万吨，石油炼制能力也极为原始，基本上靠从外国进口成品油维持社会运转。

1952年3月由苏联专家捷列肯带队，在黑油山地区沥青丘附近钻了4口以侏罗系沙岩为目的层的构造浅井。1953年4月完钻后，各井都有不同程度的油气显示，其中最深的2号井在502.6米发生水喷，每日涌油约100公斤，不久停喷。围绕黑油山地区是否具有丰富油藏，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内部展开了争论。当时在新疆工作的许多苏联专家都认为：黑油山大面积的含油层出露于地面，大量轻质油挥发后形成沥青丘，说明地下原油已大量散失，油藏已遭破坏，现在留下的只有“氧化残余油”，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石油蕴藏，不具有开发价值。

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毛泽东将地质部视为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为了解决中国的石油问题，从1952年起就多次请李四光到中南海深谈。毛泽东说：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面对领袖的期望，李四光用乐观的、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毛泽东说，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他说：“我认为外国人那套理论在我们这里可以搁起来了。问题不在‘陆相’、‘海相’，而在于有没有石油和储油的条件，在于对地质构造规律的认识。”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中国地质的研究，运用其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向中央领导人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他大胆建议实施中国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

那是一个“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年代，曾经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的一败涂地的中国人，在一代充满理想主义热情的共产党人领导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之后重新建立起对民族、文化和国家的自信心，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们改天换地，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李四光告诉新中国的领袖们，“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河、东海和南海，都蕴藏有石油。”从不相信“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的毛泽东也坚信中国的石油远景大有可为。

面对新中国这些“不信邪”，充满创新思维的科学家们，以及他们为摘掉中国贫油帽子，大胆构想，积极进取的态度激励了共和国的领袖们。毛泽东不仅支持了李四光，当即根据他的建议，部署了在松辽平原、华北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黄汲清、潘忠祥、谢家荣等人根据他们的“大地构造理论”和“地质力学”，从地质构造理论创新出发，提出“陆相沉积生油”新理论。认为中国华北的新华夏系地层，大量的沉积地质地貌普遍，存在大规模的油田储藏。李四光说，依据“新华夏系沉降理论”，中国的石油储量是丰富的，关键是要做好地质勘探工作。

在毛泽东支持下，地质部组织了24个地质队、18个物探队、20个地形测量队、1200多人的石油勘探队伍开赴全国各地，拉开了新中国石油大普查和“石油大发现”的序幕。在地质部长李四光指挥下，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在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中内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石油普查，打了3000多口普查探井，总进尺120多万米。1959年9月26日，在东北松辽盆地的“松基三井”钻出了工业油流，发现了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大油田。为纪念新中国建国十年大庆，将这一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

“陆相沉积生油”理论在世界石油勘探开发历史上，毫无疑问是一次与今天的页岩气革命并驾齐驱的重大技术革命，不仅增加了中国的石油供应，也增加了全球诸多国家的石油资源。

50年代前期美国石油年产量已经达到3亿吨，而中国的石油年产量不足百万吨，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长远看，必须解决石油的独立自主。1949年中国的原油产量只有7万吨，石油产品消费量仅仅12万吨，人均267克油；通过与苏联的技术合作和引进苏联的勘探开发装备，1959年原油产量达到205万吨，加上从苏联进口的石油产品，当年油品消费量达到505万吨。新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环境，缺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威胁中国现代化进程，这对于刚刚结束110年国运衰败，内忧外患，生灵涂炭的中国是难以承受和不可接受的。1959年中国消费原油和成品油504.9万吨，其中进口原油64.4万吨，进口各种成品油267万吨，自产的石油和合成的成品油205万吨，中国的石油及成品油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5.64%。赫鲁晓夫以此要挟预图控制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绝不可容忍的。

而大庆彻底改变了一切。1963年12月4日，周思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依靠大庆石油，从贫油国一跃成为石油出口大国。实际上，1962年大庆原油就已经开始悄悄地出口日本。

开放

《纽约时报》1971年12月19日发表了一则合众国际社记者罗伯特克雷布的消息《王进喜式人物正在使中国前进》，文中说：“当尼克松总统于明年2月21日到北京去寻求同中国达成某种和解的时候，王进喜躺在坟墓中已是一年多的时间了。尼克松之所以要访问北京，多半是由于王进喜以及像他这样的中国人……”

尼克松1971年筹备访华时，从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口中听说，中国有个石油工人王进喜，被大家尊称为铁人，为中国的石油的独立自主贡献巨大，尼克松当即表示——很想见一下王进喜本人。他不知道，这个想法，已经永远无法实现。

这一报道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秘了强硬的反共派尼克松，为什么下决心飞跃太平洋与中国缓和关系。二战之后，美国政府投入1000亿美元，在全国修建了6.8万公里的州际高速公路网。同时，大力普及汽车，使美国石油消费极速上升，到1950年，美国的汽车保有量就已经超过4000万辆。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从1945年到1978年，美国的汽油消费增长了467%，柴油消费增长了554%。而石油生产能力从1946年的2.36亿吨，到1970年美国国内产能4.8亿吨最高极值仅增加了203%，这是美国石油国内产量的天花板，此后的产量再也没有达到这是水平。那一刻起，美国的各大石油公司和研究机构均认为美国的石油已经达到峰值，产量将随后急剧下降，生产成本将不断上升，对外依存度将迅速增加。果不其然，1976年，产量跌回4亿吨，1978年对外依存度升至48%，到2008年产量进一步跌至3亿吨。

1965年，中国的石油产量1131万吨，到尼克松访华的1972年，产量已经升至4567亿吨。中国有多少石油？未来能够出口多少石油？也成为美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一阶段，美国对石油的担忧非常严峻，石油峰值论甚嚣尘上。美国连续设计筹划了两次石油危机，一方面是要解决美元的金本位转折；另一方面，也是要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确保美国的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

到1976年，仅大庆原油年产量就突破5000万吨，跨入世界特大油田行列，而后维持5000万吨原油产量27年之后，又连续10年实现原油4000万吨以上持续稳产，创造了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除了大庆之外，中国还陆续勘探发现了胜利、华北、中原、二连、塔里木、长庆等多个油气田。1978年，中国原油年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进入世界产油大国行列。不断增加的石油产量不仅可以满足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还能够逐渐扩大出口，为国家赚取了宝贵的外汇。

今天，我们将“改革开放”的功绩归功于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没错，邓小平确实功不可没，但是，谁又是中国总的战略规划师？

毛泽东下决心抗美援朝，用包括自己长子在内的数十万志愿军战士流血牺牲，浴血奋战，换取了斯大林的全面援助，为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但是，这远不能满足毛泽东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宏愿。六十年代初，中国毅然决然地摆脱了苏联党对中国政治的控制和影响，坚决走上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1968年中国从越南撤回十万防空作战和战争保障部队，促越南停战谈判；1969年3月，在珍宝岛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1970年10月，毛泽东在天安门会见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表达了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意愿；1971年4月10日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展“乒乓外交”；4月27日，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正式送交美国一份照会说：“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次日，尼克松决定派基辛格秘密访华；7月8日，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飞抵北京；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的“破冰之旅”。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运筹帷幄之中，在毛泽东、周恩来这一系列安排下，为中国此后的“对外开放”打开了大门。

什么是毛泽东敢于同苏联老大哥翻脸，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坚持独立自主的本钱？是什么能让尼克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破冰之旅的本钱？什么是我们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暴露无遗之下仍不畏惧敞开门户的本钱？其实，一切都在不言而喻中。

改革

不仅“开放”要有本钱，改革也是需要有本钱的。改革自上而下，革命自下而上，没有本钱的改革最终只能是天翻地覆的革命，陷入一场混战。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有一句非常著名的真是灼见：“世界上的事不在于你想做什么，而在于你只能做什么，不在于你能干什么，而在于你只能干什么。”

由毛泽东提议决定，邓小平1973年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1975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伊始，百废待兴。邓小平首先首先想到的是依靠石油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石油”，“要想进口，我们必须要出口”换汇。他提出，国家必须“尽可能多地出口石油，反过来我们才能得到许多好东西”。

在中美关系缓和之后，西方解除了对中国的禁运和贸易封锁，70年代初期由毛主席亲自批准，向西方国家引进预定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当时简称“43方案”。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中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2月5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圈阅批准。8月6日，国家计委又正式提出进口1．7米轧机报告，8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周恩来批准的同时，要求采取一个大规模的一体化引进方案。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建议在今后3至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

因为中国有了石油，我们可以利用石油来生产化肥和化纤，提高粮食产量，同时节约出大量种植棉花的土地用于增加粮食供应。而进口这些成套设备的外汇，也是来自石油的出口。这一引进是打破“文革”时期闭关自守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在此方案基础上国家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引进装备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配套和改造，总投资约200亿元，兴建了27个现代化的大型工业项目，到1982年全部投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1978年，国家再次签订了一批对外引进协议，总额度78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热切希望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速度，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1978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谷牧副总理等出国考察汇报。谷牧提出，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已经有很大差距，应当利用当前国外资金过剩的有利时机，扩大对外引进。到会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当即要求，由谷牧组织研究引进措施。3月11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总投资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元，国内投资70亿元。3月20日。国家计委、建委下达《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批准各部门用汇总额85.6亿美元，当年成交额59.2亿美元。整个计划实际上达到协议金额78亿美元，简称“78亿计划”。12月5日，化工部向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报告，年内同国外签定了9个化工成套设备引进项目，有大庆石油化工厂、山东石油化工厂、北京东方红化工厂各1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南京石油化工总厂2套30万吨乙烯装置。吉林化学工业公司1套11万吨乙烯关键设备，浙江化肥厂、新疆化肥厂、宁夏化肥厂各1套30万吨合成氨生产装置，山西化肥厂30万吨合成氨装置。这9个项目包括国内工程投资共需160多亿元。此外，1978年签订的成套引进项目还有100套综合采煤机组、德兴铜基地、贵州铝厂、上海化纤二期工程、仪征化纤厂、平顶山帘子线厂、山东合成革厂、兰州合成革厂、云南五纳厂、霍林河煤矿、开滦煤矿、彩色电视项目。以上共为22项重点工程，需要外汇130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整个1978年，引进项目已经签约58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美元从何而来？就靠我们的石油出口！

从能源供给的增长水平可以看到，即便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除了1967年动乱最激烈的一年能源消费下降了10%，1968年在上一年大幅度下降的基础仅增加了1%，但从1966~1976的11年间，能源供应能力依然保持了年平均9.3%的增速，这与过去所谓“黄金十年”的数据基本相当，而现在可以靠进口，而那时全要靠自己。能源消费从1966年的1.405亿吨标准油当量，增长到1976年的3.282亿吨，增长了2.34倍。

中国粮食产量与人均供给量

中国的改革始于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包产到户”曾经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改革的成功进一步推进了城市的全面改革。1949年，中国农村土地在完全私有化的条件下，全国粮食总产2162亿斤，平均亩产只有142斤，人均粮食供给量208.9公斤，全国9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仍不能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建国后，从1949年到1959年，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政策，全国粮食产量连续九年丰收，粮食产量提升到17000万吨，人均粮食供给量提高到253公斤。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曾经一度大幅度下降，但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粮食产量30475万吨，供给量超过了317公斤。与1960年相比，增加了16125万吨粮食。1998年是中国粮食特大丰收年，产量达51230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68%，人均供给量突破410公斤。而1978年全国化肥施用量884万吨，到1998年上升到4085.6万吨，相比增加了462%。我们不能否认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但是，粮食增产与化肥施用量增加和农业机械化也是直接相关的。

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农业经济指标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要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历史是一种传承，是后人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向上爬的过程。而前人需要为后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给后人更大的旋回空间和选择余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大庆石油的战略突破，没有中国石油的独立自主，没有大规模出口石油换回外汇，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如此顺利吗？

选择

什么是战略？原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副局长、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白荣春曾经非常好的解释了什么是“战略”，他说：战略就是选择。国防大学系副主任金一南将军说，我们今天讲战略，发展规划，旅游规划都成了战略，都叫发展战略，我们提的任何的规划和战略之间最大区别在哪里？就是战略中的对抗性。我们说在战略思维过程中始终要面对威胁评估，始终要筹划力量运用，始终要思考优劣转换，战略思维作为谋取优势，争夺主导的精神活动。矛盾的对抗始终贯穿于整个战略过程，战略思维是一种追求优势，争取主导的思维。

不管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立场去崇拜或否定毛泽东，他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进行的战略谋划和选择，已经成为历史铭刻于志。毛泽东不受国内外权威束缚，没有向当年希特勒一样押宝煤化工和煤制油，而是直接选择了似乎遥不可及的“石油”，通过动员群众和解放思想，实现了中国石油的独立自主，并以此实现了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独立自主，为后人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战略机遇和发展空间，数据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今天，我们要建立“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我们必须再进行一次战略层级的历史性选择。当年，毛泽东为新中国工业化选择了正确的能源战略突破口；今天，我们需要为美丽中国的新型工业化，为生态文明的普世价值选择新的能源战略的突破口。

今天的选择，已经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这一个时代变革的转折点上不得不进行选择，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胡锦涛同志曾经说过，“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改进和更替。”能源是文明的基础，只有一个坚实正确的基础，我们的文明才可能高耸云天。（2013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