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运：我在苏联和俄罗斯当武官

今年是中俄建交60周年。回顾过去60年，中俄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就中俄两国人民历史凝成的友好关系，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驻苏联和俄罗斯前陆海空军武官王海运少将。

苏联老大哥认为中国是兄弟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第一次到俄罗斯是什么时候？

王海运（以下简称王）：那是1990年初，当时苏联还没解体。

记：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王：前苏联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地大物博。飞机飞行七八个小时，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苏联的上空。飞机降落前，凌空看地面很清楚：森林、湖泊，白茫茫的雪地，一片片的别墅，如同油画一般。老天特别眷顾这个国家，给他们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不要说前苏联，单是俄罗斯，它的资源蕴藏量就占到世界的21%，相当于美国的5倍，中国的6倍。我到过贝加尔湖，单是贝加尔湖的淡水储量就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人类已经进入“高油价时代”，用不了多久可能还会进入“水资源短缺时代”。俄罗斯那么丰富的淡水资源，将来很可能会给其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利益甚至地缘政治利益。

记：百闻不如一见，您对苏联的印象更具体了。

王：苏联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给予中国巨大的援助，对中国奠定工业基础、抵御帝国主义的封锁，起到了重大作用。对此，我们中国人不会忘记。但是，后来苏联滑向了“社会帝国主义”。中苏关系陷入了低谷，甚至剑拔弩张。

苏联解体，固然有多重复杂原因，但是与中国的战略对抗恐怕是很难回避的原因之一。为了遏制中国，六七十年代苏联在我周边部署了上百万大军，直接消耗就多达2000亿卢布（约合3000亿美元）。中苏对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六七十年代正值东亚经济大发展的机遇期，我们却不得不搞“山、散、洞”，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我从中学就学习俄语，长时间也是研究苏联的，所以很希望能去苏联看看。能够到苏联去工作，对我来说确实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记：您对苏联人印象如何？

王：到苏联后，有两个突出感觉：一是尽管经历了长时间的对峙，苏联老大哥仍然认为中国是兄弟。

他们恨美国，非常希望与中国联起手来对付美国。特别是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友谊，老一代苏联人往往十分动情。尤其是我们的留学生，给他们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我曾到一位老教授家做客，老人家拿出50年代中国留学生送他的毛巾给我看，到现在还保存非常好。当时的苏联人大多十分淳朴，这是我的第二个印象。比如出门问路，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你指路，甚至直接用车拉你过去。

这个大厦在动摇

记：您初到苏联时，发现有没有苏联解体的迹象？

王：从政治形势看，当时的苏联已经处在暴风雨的前夜。我到莫斯科的时候，正值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发生政治动乱。在中亚，刚刚发生过骚乱。我到任次月就跑了波罗的海一趟，考察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动荡形势。我深深感受到波罗的海国家反苏情绪的强烈，他们确实下了决心要脱离苏联。

即使在莫斯科，情况也十分不妙。叶利钦公开号召“俄罗斯独立”，提出“各加盟共和国愿意拿多少主权就拿多少”。可以说，苏联这个大厦已经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与此同时我也看到，苏联人民的大国自豪感仍然十分强烈，维护苏联统一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所以，当时我并不认为苏联会马上就会解体。

记：苏联解体这么快，很多人始料不及。

王：苏联人没有想到，世界各国的战略专家也几乎没有人料到。当然，就近观察，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迹象的。当时的确可以感觉到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气数可能不会太长了。

发生在1991年8月19日的“8·19事件”给我留下的记忆十分深刻。外交官都负有调研任务，对驻在国发生的重大事态有责任及时了解情况、搞清原因、提出建议。所以，我对事件的了解比较清楚。

我第一个发现了异常记：“8·19事件”发生的时候，您在莫斯科吗？

王：可以这样跟你讲，当时在中国人中，在使馆内，我是第一个发现情况异常的。每天早晨6：00我床头的收音机自动打开，播放晨早新闻。8月19日，收音机按时播音了，但不是新闻，而是非常严肃的音乐，古典音乐。我当时就一激灵，感到有问题，可能出事了。

五分钟之后，收音机里就传来了“重要新闻”

的预告。很快，播音员就开始播送“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通告，宣布临时接管国家最高权力。这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是由当时苏共中央的8位高层领导组成的，包括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契科夫等人，主要强力部门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都进去了。

记：就是没有戈尔巴乔夫。

王：当然。因为这次行动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

这些人的初衷还是想把戈尔巴乔夫拉回来，维护苏联的统一，并不想搞掉戈尔巴乔夫。紧急状态委员会当时宣布的行动目的是挽救苏联，挽救联盟。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马上打电话给武官。他有个习惯，每天早上打板球。找不到他，当时又没有手机，我就找到另一位副武官，一起研究情况，向国内报告。等完成任务后到食堂吃饭，发现使馆其他同志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大事。

记：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

王：是的，是改变苏联历史，甚至影响整个世界战略格局的大事件。早饭后我们马上上街观察情况。

当时街上仍然比较平静，未见军队调动。克里姆林宫北边的亚历山大花园里，年轻人照旧在那儿谈情说爱。

但是一两个小时后，大街上人们的表情就不是那么从容了。

我先后找了10个人交谈，这10个人中有9个强烈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所采取的行动，认为国家已经乱到了非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不可的时候了，不然这个国家就要完蛋。只有一个人，好像是个老知识分子，说“右派得势不会长久”。他虽然没有明确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是意思很清楚，认为“政变”不会成功。

记：群众反应如何？

王：紧急状态委员会还是很有号召力的。从民众的反应看，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举措是正确的，完全有希望取得成功。但是仅仅过了一天，形势就急转直下了。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等俄罗斯领导人聚集在白宫，也就是当时的议会大楼前面发表演讲，号召民众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将其称之为“国家政变”。

到了晚上，军队开始进城，很多要害部位都部署了军队，与示威群众发生冲突，出现了伤亡。这更激起了一些主张俄罗斯独立的民主派人士的强烈反应。

虽然紧急状态委员会阵容强大，又有军队和安全部门做后盾，但是在双方紧张对峙的紧要关头，这帮人却退缩了，最后竟然不战而败。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解体有一定必然性记：您怎么看待苏联解体？

王：苏联积累了太多的矛盾。例如民族矛盾尖锐，前苏联宪法留下了严重的漏洞。再如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经济发展长时间陷入停滞。当然还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不顾苏联国情、照搬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实施激进改革，戈尔巴乔夫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失去了凝聚各种力量的核心。我认为，是多重原因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走向衰败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不能说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解体是必然的。解体的时间、方式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如果处置得当，苏联还有希望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记得“8·19事件”中，我曾同阿尔及利亚的武官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非常不解，甚至有些气愤。他说，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帮人太笨。你既然要采用不合法的手段，要搞政变，为什么不首先把叶利钦这帮人抓起来？在我们阿尔及利亚搞政变，第一个行动就是逮捕可能反对政变的关键人物。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竟然放他们去外面去演讲，去煽动。这帮人笨到这个地步，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阿尔及利亚武官的这些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记：我们看电视，看记者招待会上，看到亚纳耶夫昏昏欲睡的样子。

王：是的。我正好出席了那个记者招待会。在俄新社举行记者招待会上的小厅里，主席台上坐了一排人，都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头头。亚纳耶夫脸红红的，说话口齿不清。他大概是喝了酒。几个人都显得信心不足。那已经是8月20号的下午了。可以说，“8·19事件”不仅没有能够拯救联盟，反而加速了苏联的崩溃。

坦克对着议会大楼开炮记：第二次大的动荡是1993年吧？

王：那是“10月事件”，也叫做“炮打白宫”

那是新俄罗斯第一场最为严重的政治危机，险些导致俄罗斯的解体。这场斗争是身为总统的叶利钦同副总统鲁茨科依、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之间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最后以叶利钦动用军队，用坦克炮射击议会大楼，也就是“白宫”，逮捕反对派领导人而告结束。

叶利钦“炮打白宫”时我就在现场，在“白宫”

前面的桥头上。俄罗斯军队的坦克就部署在桥上，对着自己的议会大楼开了炮。看到这种情景，我内心不由得生出一股悲哀：这么一个大国，为了权力争夺，总统机构竟然向立法机构动用武力。这个国家爱走极端的特性，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记：当时开炮没有造成死伤吗？

王：死伤倒是没有。后来突击队进去把议会的头头都抓了。

叶利钦是个复杂的人物记：叶利钦是个很强势的人物。

王：强势，非常强势的一个人。我们一起吃过饭，喝过酒。他喝醉了爱发酒疯，出过不少洋相。我跟他握过两次手。一次是在纪念库尔斯科战役50周年的活动中，那是1993年的5月，在奥廖尔。他握手非常有力，握得我手疼。

记：我看他的传记，说是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誓，再也不喝酒了。

王：再一次见面是在我们大使馆，他刚从中国疗养回国。他当总统时身体很差，脸部浮肿。但是从中国回到俄罗斯却是满面红光，人也瘦了，也精神了。

他同我握手，仍然是那么用力。

记：您怎样看待叶利钦这个人物？

王：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很难用几句话对他作出评价。是他亲手埋葬了苏联。他在政治领域搞全面西化改革，在经济领域搞“休克疗法”，在外交领域搞对西方“一边倒”，把俄罗斯搞得政治动荡不已，经济几近崩溃。

他后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在努力纠正，但是除了外交战略调整比较成功外，其他领域依然是一塌糊涂。

不过叶利钦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2年冬天他访问中国，两国决定“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后来这一关系又发展为“建设性伙伴关系”。

1996年，叶利钦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在从莫斯科飞往北京的飞机上，他又亲笔加上了“协作”两个字。于是就出现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法。

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同其他国家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都没有“协作”一词，惟有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多了“协作”一词。我想，这是有深层考虑的。“协作”这个词在俄语中是个军语，按字面翻译应为“协同动作”，含义是要“按照任务、时间、地点进行准确的行动协调”。自然，这与通常所说的“合作”有很大的不同。

记：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你见过他吧？

王：见过，但都是在大型活动场合。戈尔巴乔夫离任后并未销声匿迹，仍不时在政治舞台上发声，但是影响非常有限，俄罗斯很少有人再听他唠叨。戈尔巴乔夫犯下了很多无法挽回的错误，但是把他说成存心搞垮苏联的“内奸”也有欠公允。

俄罗斯的带动效应记：今年是中俄建交60周年，请您谈一谈对中俄关系的看法。

王：我们经常讲，目前的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我完全赞成这个提法。同时我要强调，中俄关系在我国战略全局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战略价值。

当今世界是一个不平衡的世界，国际战略格局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有一个有分量、理念相近的战略伙伴，联手制衡世界上的霸权主义，否则我们就难有一个和平发展所必需的国际环境。俄罗斯恰恰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战略伙伴。

记：远亲不如近邻。

王：对了。两国有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这是最大的地缘战略现实。邻居不能选择，邻居特别是大邻居对我们的发展环境、安全环境具有重大影响。我们今后几十年的根本性国家任务，是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要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必须有一个稳定的、良好的周边环境。俄罗斯这么一个大块头，对我们周边环境的稳定实在太重要了。而且我们还应看到俄罗斯的带动作用。俄罗斯对中亚国家有很强的影响力，俄罗斯对我们友好，也会影响中亚国家的外交选择。

王海运简历：1945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国防大学。中国驻俄罗斯前国防武官，少将。

现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国防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特约顾问、《国际石油经济》杂志学术顾问等学术职务。

主要从事俄罗斯中亚上合组织研究、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研究、能源外交战略研究。曾主持国家级能源外交战略课题研究。出版多部专著、译著。

(注：以上两篇文章是根据其它媒体的相关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