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国际能源合作的基石：做好国内市场

要点：探索怎样开展好能源的国际合作，首先要弄清楚自己有怎样的能源发展目标。我们的关注点和精力不应该老放在担心别人有资源不卖给我们，到处找油气上面。中国的能源国际合作是否有更广阔的空间，最终取决于自己国内的能源市场做得怎样——做好了国内的事，才会拥有话语权，再寻求国际合作就能事半功倍。因此，我们应该调动公共资源，先把节能减排和国内能源结构的优化真正做起来。

能源的国际合作，主要涉及三个领域：传统/化石能源的跨国开采和贸易、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培育、能源资本市场国际化经营。从政策层面探讨一个国家如何开展能源的国际合作，核心争论点是要不要为某个能源领域的发展提供公共政策资源的支持。就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而言，我们有必要必须弄清楚一个问题，并对之形成共识，即：我们的能源发展目标是什么，我们到底希望看到自己国内的能源市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才能知道中国应该把能源国际合作的重点放在哪一块，怎样去合作。把主要关注点仍然放在油气上，是不是慢了一拍？

近几年，中国的能源企业加大、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并购海外油气资产的热潮。对此，国际媒体中充斥着对我们的担心和不满。我们这厢，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力量则不遗余力地批驳“中国能源威胁论”。

然而2009年9月和2010年元月底，我两次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能源专家组会议，一次在迪拜，另一次是达沃斯的年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个由来自主要能源生产和消费地区的能源企业、市场调研、学术精英组成的队伍中，根本没有人关心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油气投资，也没有人把哪个国家的石油由谁来开采当回事，更没有人讨论现在的国际油价是高还是低。大家关注的能源话题是什么呢？我们那个组，主要是讨论国际核燃料市场的建立和核废料的处理。年会上，大家的讨论集中于智能电网，以及能源生物技术和新能源融资。例如韩国的能源部长，就在达沃斯年会上推介了他们的社区智能电网设计模型。

达沃斯论坛当然不是世界上惟一讨论能源问题的论坛，但它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和参考：在别人已经把国际间能源问题的焦点放在新能源、智能电网上面，并开始探讨相关公共财政如何合理使用、大企业下一波投资方向的时候，我们的关注点却还更多地停留于到处找油气、考虑怎样拿过来上面，这是不是慢了一拍？

不是说油气资源已经不被国际社会所重视，而是大家似乎不像以往那样担心中国油气需求的增长。这其中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最核心的原因，是一些研究机构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整体能源需求做了预测，比较一致的判断是：从2011年开始，整体OECD的油气需求量是下降的，至少是持平；虽然中国和印度对油气的绝对需求量仍在上升，维持现有产能的可能性高，，所以未来十年左右油气的供应缺口可能不是很大。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油气需求已经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其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带来的。因为工业、长途交通运输、航空等对能源的需求量变化并不是太大，影响石油消费的最大变量其实是汽车业。由于买车、开车的大多是年轻人，所以人口结构又决定着汽车业的石油消费量。既然OECD的总需求量要么持平、要么下滑，那么今后跨国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生产的油气往哪儿卖，也是一个问题。

其次，采油需要资金和技术队伍，特别是在中东、非洲等局势动荡、条件艰苦的地方，采油付出的各种连带成本，包括政治外交的成本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2009年中石油获得开采伊拉克的鲁曼拉大油田的合同，却没听见外国媒体高调评论。毕竟，在伊拉克战场上付出代价的官兵们来自欧美及其战略盟国，而其中没有中国。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际油价并没有高得多离谱。

人们常说国际油价历史最高到了147美元一桶，这其实只是2008年7月11号的某一个时间点的期货报价，并不是成交价，2008年的平均油价是90美元一桶。2009年，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需求的减少，国际原油价格有较大的回落。

正是基于这些形势和结构的新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企业投资海外油田、气田就远没有金融危机前那么敏感了。相反对中国来说，倒有一个新的问题要引起重视了：我们拼命地到海外去买油田、气田，而人家已经不拼这个命了，转向了开发更清洁的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例如德国，正在带头建立一个国际清洁能源组织，包括它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其策略设计都是为了促进一个新的全球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投资市场的形成，以此来占据一个新的能源领域的制高点。

如果我们总停留在思考怎样用政府的财政资源、外交资源，来支持中国的企业到海外投资油田、气田这个思维层次，就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情景，即不仅仅在消费品生产领域中国为世界打工，在石油等能源生产链条上，仍然是中国的公司给其他国家的消费者采油，中国工人去做最艰苦的一线开采。

我们应更多地思考能源服务商的多元化与能源供应保障的关系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的战略资源，我们总有一种危机感，觉得这里面竞争很激烈，不多花点钱和外交资源我们就拿不着，甚至害怕有一天有钱也买不到。就海外能源的供应安全来说，这种可能不是不存在；但我们也应该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担忧究竟有多坚实的基础？如果是担心别人有油而故意不卖给我们，这是庸人自扰。因为毕竟现在还有一个全球能源市场，这个市场里有买有卖，中间也就是价格的问题。

说到价格，随着中国与国际能源贸易市场的互动的扩大，我们已经开始重视自己的价格话语权，但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往往对价格话语权存在着一种错误理解。打个比方，一个大饭店的采购商到一块农地里买萝卜，对农民说，你产的萝卜八成我都买了，那两成你卖什么价我不管，我买这么多，你得给我降点价——我们认为这就是话语权，因为买得多，所以别人应该给我们优惠。按照这个逻辑，由于中国是大买主、大用户，所以国际大宗商品贸易，我们得有价格话语权。

然而这个逻辑可以用在菜市场里，却不能用在国际上。正因为有国家主权这个原则，跨国资源买卖，不存在国内的大饭店对穷农民态势。就像中国的稀土，过去非常廉价地卖，后来我们突然明白了稀土原来也能赚大钱，不能黄金当着豆腐卖，那我们就提价了，别人也不能怎么着。所以对于价格谈判，我们得心平气和一点。

回到担心别人有油而不卖给我们的问题，我们不能一味地单边思考，因为真正的能源生产大户，它也必须考虑需求的安全。比如说沙特，由于担心日本的石油消费降低之后自己的油卖不出去，于是去年在日本买地建了储油库，把生产出来的油先运到储油库，然后卖往日本各地。委内瑞拉和美国也建立了类似的合作关系。大家都只注意到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一会儿宣称要降低石油开采量，一会儿游说其他石油输出国减少产量，其实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生产的油70%以上都卖给了美国。委内瑞拉在美国设有炼油厂和油库，开采出来的原油直接运到美国去提炼，还在美国建了下游加油站。这些模式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一学？

1993年，中国与沙特曾经探索过在中国黄岛建立类似日本的沙特储油合作项目，为什么没有做起来？后来，也探索过由沙特公司保障燃油、美国公司提供设备和工艺，在中国福建炼油的项目，进展也不是那么顺利。保障整个中国社会的用油，非得中国的国有公司做才安全吗？能不能有别的模式？

我们的企业拿着大笔的钱到海外并购，低价竞标油田，据称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几十万石油工人的就业问题。

考虑到成本，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有没有比动用我们的外交力量、花那么多钱、把我们的民工输送到海外去开采油田更省力的办法？

这些问题都需要去点题、去真正面对。换言之，我们需要更多地思考国内市场上成品油、天然气服务商和供应商的多元化与我们的能源安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成天琢磨人家是不是有油不卖给我们。

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花钱买不到油？可能有两种：一是产油地的油运不出来，二是我们自己的运输途径出了问题，这在产油地爆发战争，或者我们自己卷入区域性战争的时候就可能出现。历史上我们曾遭遇过美国的能源制裁，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美国领头不让我们购买石油，我们用大米向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换橡胶，也都受到了美国的阻挠，因为橡胶是重要的军用物资，没有它，军队的轮胎就转不起来。可能因为这些记忆根深蒂固，所以我们担心历史会重演。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有钱也买不到这一局面发生在双方卷入战争的情况下。后来我们调整了外交政策，对越南等周边国家采取不干涉内政的态度，1971年中美全面战略性对抗结束以后，类似的情况没有再出现过。当然，也有人觉得中国这些年发展很快，眼看着要崛起了，而美国一直把中国看作最大的对手，因而两国之间的竞争，尤其在能源领域的竞争势必会越来越激烈——但这只是未来多种可能中的一种，绝非全部，亦非必然。

考虑与能源相关的公共事务时，我们肯定会有诸多方面的忧虑，这既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但我们也不必盲目恐惧，何必做个罩子自己把自己给套进去呢？

别追求能源金融市场的繁荣近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巨大的增长，中国社会有一种巨大的浮躁，我们的上海要建国际金融中心，北京、天津也都要建。对于国际能源合作，国内有很大一股力量把它理解为要在能源金融上有所作为。特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人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抄底华尔街”，把美国那些大的金融公司的人才都挖过来，在中国玩一把能源金融？

但是不要忘了，在这方面我们是吃过亏的。比如说2008年，中国国航与美国高盛公司对赌油价，简单地说，就是约定合同期内如果国际原油价格在120美元以上，差价由高盛补给国航；如果在120美元以下，差价由国航付给高盛。结果当年国航的亏损80%就是来自于把白花花的银子交给了高盛。不只是国航一家，其他好几家国有公司也都吃过这样的亏。后来在2009年，国资委支持一些中国的公司把这个合同终止了，否则就要告高盛及其同行欺诈。于是中国的公司就在国际上落下了不守信誉、签了合同不履约的“名声”。有人说，我们要学会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和能源资本市场中游泳，总是要交学费的。但是，动辄付出上百亿美元的学费，至少是一种集体愚蠢，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

我的看法是，能源金融市场这一块，中国千万别做。

所谓的把国际金融市场做大，不管是能源金融，还是别的什么金融，实际上就是把人群分类：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是高尚的、高层次的人，我们的手不需要摸机器、不需要挖煤，也不需要生产日常用品，数数钱就行了；你们是低一等的国家、低一等的人，你们打工，我们付钱。看看这次金融危机之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反思，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有着他们的无奈。美国和英国从里根、撒切尔的时候就搞去工业化，虚拟经济越来越膨胀，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最终酿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冰岛是最极端的例子，国家全面破产了）。

所以现在很多美国学者开始说了，中美战略经济合作，金融这一块就别搞了。因为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原本的设计，主要是想中美在金融上合作：中国好好打工，把钱交给美国来打理。所以成天搞人民币汇率战，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想办法让中国金融市场与美国一体化。

世界上有两个经济强国，学会了不去琢磨自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比重和地位，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德国。

说白了，金融这个东西包括高程度的骗人术，就是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最近上海在尝试搞期货指数交易（indextrading），它已经不是期货交易，而是指数即纯数字交易了，这难道就是“国际化”吗？当我们雄心勃勃地想在全球能源金融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时候，不妨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德国和日本从不拼命发展金融。

中国要把节能减排和能源结构优化真正做起来合作是双向的。别人是否选择与我们进行能源合作，合作到什么程度，其实最终还是要看我们自己是否努力、国内的能源市场做得怎么样。因为别人想了解的，无非就是中国的能源技术水平如何，有哪些政策支持，他们有哪些可能参与的空间，等等。如果能够从中获益，才会考虑合作。而我们也只有在做好国内能源市场的基础上，才能清楚地知道要去推动哪方面的国际合作，怎样利用外界的力量来参与我们的努力。

现在我们一说到能源，所有人都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战略问题，与国家的安全和未来的发展紧密相关；而在行动上，却还是拼命地挖煤，拼命地找便宜，该做的产业没有做起来。我们老说，再怎么调整能源结构也还是以煤为主。这没错。但是，思考国家的政策，就得像一个人过日子一样，家底再差，也应该朝好的方向一步步努力。美国至少还提出一个口号，说要降低对海外石油的依赖，我们呢？认为新能源是发达国家在忽悠我们，气候变化也是阴谋，似乎只有挖煤才是实实在在的，矿难再频繁、人死得再多，还是得加大力度挖煤。煤矿的开采我们也不好好做规划、做技术改进，比如说煤层气（瓦斯），完全可以大规模市场化开发，既能够像天然气一样进入家庭使用，也可以收集起来发电，更重要的是，它的利用是减少矿难的特别有效的措施——中国矿难频发主要就两个原因，一是瓦斯爆炸，一是地质塌陷。但是我们国家的煤层气多少年都是放在那里不开采、不利用。美国的能源部、环保部想跟我们合作，把煤层气市场化，我们基本上就是等着美国来教我们怎么做。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说起来中国的装机容量都排在世界前列，但实际的发电量我们没有认真做起来，也就没有形成规模效益。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大部分人还比较穷，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成天拿这个做借口。一说要投资做节能减排，我们就很穷，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别人的资金、技术援助；一说别的，我们就崛起了，这个指标世界第一、那个指标世界第二。自己不努力、不争气，怎么获得别人的同情，还指望获得什么技术援助、转让？

在一些领域，中国有做得比较争气的事。比如说高速铁路，我们没有绕着怨天尤人的圈子走不出来，而是自己搞研发创新。虽然高铁存在很多争议，但至少我们做出来了，不光成本便宜，而且确实比日本的跑得快，现在还能把合同往国外做了。这是可以供别的产业借鉴，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在能源领域，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发电，电网建设，相关机械制造，包括煤炭开采技术等等，如果都能以此为鉴，通过自主创新，做出规模、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我们的国际合作就会有更强大的力量和更广阔的空间。

中国要与国际上开展良好、高效的能源合作，我想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国内要真正推动能源的多元化，尽最大努力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现在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批评，说矿难救灾是把丧事当成了喜事办。转过身来看，降低煤炭的使用真就那么难、那么不可能吗？这其中的确有各利益方的博弈，会存在很大阻力，但如果国家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来推动全社会降低煤炭消耗的增长，我们肯定也能够得到很多国际合作。像风机的制造，过去几年我们承接了大量的国外合同，主要就是靠《京都议定书》下的CDM机制做起来的。风机制造也是有争议的，但是，至少是开始试验了。

第二，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与国际上的合作模式是人家出钱、出技术，来帮我们做。但是我们不能老依赖这种模式。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上来之后，人家凭什么白白地帮我们？别人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取决于他们在合作中能不能受益，所以今后的国际合作，我们不能光去考虑怎样争取别人的资源，还必须考虑能给别人什么样的回馈。

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把国内的能源市场做好。做好了国内的事情，我们才会拥有话语权，在此基础之上再去寻求怎样开展国际合作，就能事半功倍。因此，我们应该落实科学发展观，调动公共资源，先把节能减排和国内能源结构的优化真正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