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实施气体能源总体战略 大跨越推动中国气体能源时代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刻：人类正经历着从固体能源（木材、煤炭）到液体能源（石油、各种液体燃料）、再到气体能源（天然气、氢气、煤层气、页岩气、低渗透天然气、可燃冰、海底、季风）的时代！

众所周知，新能源、能源链、相应的政治经济和创新体制的变化，是大国交替的力量之源，大国的影响不在于改造市场而在于创造更高型态的历史机会。纵观人类历史，火是人类文明的起源。100万年前的古人类第一次以木材作为火的载体从而在进化起跑线上将其它生物远远抛在了后面。几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也是人类经历木材——煤炭——石油的能源发展史。人类利用木材驾驭了火，才开始摄入熟食，更易消耗、更易吸收，大脑得到空前发展，从而跨越了人类与动物的分水岭。携带火种使我们的祖先敢于四处狩猎，走出非洲向全世界迁移；用火制造陶器，使祖先们可以不仅仅依赖动物蛋白，开始生产和大量食用谷物，让更多的人聚集生活，彼此增进知识，建立了石器文明；数千年前，木炭是人类制造的第一种“二次能源”产品，它帮助人类置换铜铁矿石中的氧化物，获得金属制造工具和武器，建立了农耕文明。

直到240年前，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利用煤炭及煤气建立了早期工业文明；而后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石油的规模开采、电力及内燃机的出现，建立了直至今日的后工业文明。过去24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能源体系呈现“固体——液体——气体——等离子体”这样一条平稳、自然的进化曲线，其显著特征就在于这是一个“去碳化”的过程。

在新的分水岭面前，新一代能源链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国际体系中新一代主角的闪亮登场。作为第一代能源的煤炭，曾帮助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第二代能源石油则推动美国、德国等新兴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中异军突起。目前，越早投入下一代气体能源的竞逐，越有利于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奠定优势地位。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物质形态的能源之中，石油充其量是一种中间形态的能源，石油时代只是在固体能源时代（包括木材、煤炭和核能）与气体能源时代（包括天然气和氢气）之间的一种过渡。

超巨大的煤炭产能和燃煤消费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有别于其它国家的经济特色，这是中国难以实现节能、降耗双减目标的体系性原因。若以十一五年中国GDP平均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到2015年中国GDP将超过50万亿元人民币。届时支撑中国经济体系发展的一次能源中的燃煤需求至少将在40亿吨以上，对于这么一种可能的发展结果，中国必须实施彻底的能源转型，及早确定气体能源战略。

过度的资源消耗决定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必然性，以气体能源为第一能源的多业并举的能源体系，将目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分期转型为煤的气化使用，以实现世界上最大的煤能源体系的跨越式发展。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中国能源现代化的最理想道路和最小的改革代价，其实质就是促使世界上传统落后的最大能源体系一步转型为全球最先进的气体能源结构。

目前中国实行的天然气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是：“立足国内，利用海外，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就近供应。”这种策略更像对气源使用现状的描述，天然气战略不应该仅是一个行业战略，它应该属于国家级的气体能源战略，国家气体能源的战略应该是：气化能源；替代油煤，海陆并重，管道与液化并举，精用整体气源，多元商业发展，构筑21世纪清洁、安全、高效、稳定的气体能源应用体系。

我国开启“气体能源时代”具有良好的资源基础。目前，我国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为2.6万亿立方米，预计可采储量为7-10亿立方米。同时，我国的煤层气资源丰富，是质优价廉煤层气最富资源的储备国。最新的资源勘查结果显示：我国埋深在2000米以浅的煤层气地质资源总量为36万亿立方米，其中可采储量达10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显然，我国已具备依托海陆气体能源的独立供给，力促气体能源跨越式发展已具有充备的资源基础和转型条件。

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实施气体能源为主战略的市场基础、专有技术、管理团队、资金能力和资源条件。实施气体能源为主的战略与目前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相比，它是重要的战略替换能源，与行将推进的天然气为第一能源的全球能源结构调整相比，它是中国先发制人的跨越式转型。它也应该是21世纪全球能源第一次的大规模结构转型的调整，将确立中国21世纪气体能源的主要使用模式。

转型的时间从现在推进中国气体能源为主战略到实现转型，大约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即在2020年时将需要七千亿立方米以上的天然气等各种气体资源或气体能源。通过立足国内天然气、煤层气开发为主；辅以闲置的气体资源整合利用和煤的气化使用；佐以跨国通道和LNG的进口，应该是完全能够实现的目标。彼时国产天然气产量应力争实现3000亿立方米，大约为俄美2005年产量的一半；煤层气产量力争实现1500亿立方米；工业沼气、垃圾甲烷气、生物沼气、石油伴生气等力争实现开发利用500亿立方米；其余部分可通过跨国开采的分成气源和贸易采购实现。从国际天然气市场已开采的规模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出击能力而言，利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从国际市场获得2000亿立方米的份额气和贸易额是完全有可能的。

总的来说中国应该力争以一次能源的气体资源实现跨越式能源战略的转型，如果一次能源的开发和引进不能够解决这种转型，就必须全面扩大二次能源的煤气化的合成气、核电站的蒸汽发电的使用程度，果断地以二次能源的气体资源替代部分煤、油的使用，以此仍可确保实现气体能源为主的目标。

目前制约中国气体能源战略推进的重大障碍就是还没有一个联结气源区与消费区的全国性现代化输气管网，它是一个与国家电网同等重要的国家能源通道，也是中国实现气体能源为主战略的根本保障。截至2009年底，目前中国天然气管道总长只有3．5万公里，按照规划，到2015年中国天然气管道规划总长将接近10万公里。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已拥有100万公里以上的输气管道，加拿大拥有40万公里，俄罗斯拥有22万公里，日本拥有20万公里，西欧拥有20万公里。

为此中国应跨越式、大幅度加速建设以跨国管网、中央干线管道、联络支线管网和LNG管道互联互通的多层次全国性的输配网络，构建中国气体能源全面应用的输送依托。

21世纪是天然气世纪这是一个无争的事实。5年前，早在《能源思考》创刊的时候，我们就以专刊文章呼吁建立中国的天然气战略，然而整整5年过去了，一切仍然如旧。

在中国能源大动脉——西气东输工程全线贯通并投入商业运营5年后的今天，为什么全国许多地区冬季天然气供需矛盾依然紧张？天然气行业要走出“投资靠政府、运行靠补贴、亏损靠涨价”的怪圈，必须深化改革，打破垄断，提高效率，而不能指望提价扭亏，更不能让老百姓买单。

而越来越多的专家呼吁，应尽快改变中国尚没有统一的天然气战略的局面，在国家层面上建立中国天然气发展长远战略，促进中国气态能源的跨越式发展突破。

中国天然气工业一直是石油企业的附属企业，属于幼稚产业，规模小而且零散，且未形成国家级工业体系，更没有形成国家级的统一的天然气战略，对天然气的发展，我国目前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发展战略，并且的确存在不同观点。另外，天然气工业的二大巨头——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也对中国天然气工业的良性发展造成危害。天然气的垄断程度要比石油还厉害，石油炼制和零售环节还有一些其他资本的参与，而民间资本参与天然气则是很困难的，从开采到输送，几乎被三巨头所垄断。在连续席卷大半中国的“气荒”

中，主要供气者二大巨头自然不能置身事外，甚至被指摘为“占而不采”——不去积极开采圈占的天然气资源，却想在现有的狭小市场中倒逼天然气价格上调而牟利。

这仍然距市场化相去甚远。市场化要以多元化为基础，在目前天然气供应基本被二大巨头所垄断的格局下，几乎没有任何条件能够保证市场化不会成为垄断利益的幌子。因为对上游资源的控制，可能会导致以与国际接轨为理由的市场化价格，最终是，垄断集团得利，而消费者埋单。

预计2020年在世界能源组成中的比重将会增加到30%左右。21世纪天然气将超过其他能源成为主要能源，将是一个天然气世纪。

中国是开发利用天然气资源最早的国家。但从全世界看，中国天然气产业整体水平还很低，资源探明程度仅７％左右，储量动用程度约50%，特别是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极低，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中国天然气产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随着科技进步，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不断地向低碳化演变，天然气作为低碳化的清洁能源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发展，而目前中国天然气产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很不适应。为此，国家从能源结构调整、加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基本国策出发，“十五”将大力发展天然气的开发利用，这将为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中国天然气市场，该是引入鲶鱼的时候了去年11月份以来，武汉、重庆、西安、南京、杭州等地相继出现天然气供应紧张的情况。据报道，中石油表示是因为今年冬天的雨雪天气造成供需不平衡。作为天然气经营企业，如此看待问题着实也让我们吃惊不小。

在世界各国经营天然气必然要解决用气波动性问题，冬季需求大，夏季需求少，全球如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非常普遍，就是大量建设地下储气库，鼓励发展可中断供气的项目，支持均衡用气，在终端发展LPG混气调峰系统等。问题是天然气供应企业也没有进行上述方面的投资和工作？如果大家都按照市场规则做事，就不可能出现如此的供需失衡问题。

从根本上说，中国出现天然气的供需失衡，是整体系统的投入不足，上游的勘探开发，中游的集输气和地下储气库，下游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和可中断供气项目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根本不能满足市场的最基本要求。归根到底，是缺乏鲶鱼效应。说中国天然气市场不存在垄断，象中油这样的企业都不允许上岸进行勘探开发，更何况是地方国有企业、民营经济和外资了；管道和地下储气库更是如此，似乎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工程更要由央企控制，结果控制到了大家年年无气可用的地步；发展分布式能源系统可以有效优化用气结构，在必要时可以实现燃气系统调峰，这是全世界的发展经验，美国、欧洲至今已经不在发展大型发电系统，重点全部集中在发展更加高效节能和有利于优化天然气、电力系统的分布式能源，而我们中国又向火星人一样对这些成功经验不闻不问。

巴西曾经是一个最缺油少气的国家，所谓的专家们也一直宣称巴西没有发现大规模石油天然气的地质条件，以致在两次石油危机中成为最大的受害国之一，不得不在亚马逊大量砍伐热带雨林种植甘蔗，发展酒精为燃料的能源系统。

直到1997年8月总统卡多佐终于签署了新的《石油法》，巴西决定将石油工业对民营资本和外资全面开放。美国也经历过同样历程，曾经为少数石油巨头控制的美国石油天然气市场也曾面临资源供应不足，石油公司热衷于将资源“稀缺”化，从而推升价格，增加垄断利益。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天然气专家——罗伯特?海夫纳，曾先后18次到美国参众两院作证，与石油巨头对质，他坚持认为美国存在充足的天然气资源足以保证美国的清洁发展，问题的关键是开放市场。最终的事实证明，美国的天然气探明储量近十年来净增加了超过1.3万亿立方米，特别是发现了大量的非常规、廉价天然气资源可能替代煤炭实现奥巴马的减排目标，而中国至今发现的探明储量仅为1.9万亿立方米。美国政府和国会支持了对天然气上游勘探开发市场的不断开放和竞争，对中游天然气长输管网和地下储气库的强制性准入制度和有效的监管，在下游鼓励发展分布式能源等合理利用技术。

海夫纳也曾多次来访中国，从1984年起就受到石油部的邀请来中国进行研究和新技术交流。海夫纳为什么认为“天然气与石油是完全不同的业务”，石油的勘探开发一般只要钻3000～4000米，而天然气往往要钻7000米甚至更多。

石油储运方便，营销成本低，又有国际油价做参考，利益巨大。而天然气不仅钻探投资大，集输气管网，长输管线、地下储气库等等投资巨大，回收期长。经营石油有很强的投机性，而天然气系统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基础设施。所以，石油公司将天然气的收益与石油的投机性暴利相比，永远认为自己吃亏了。如果抱有这样的心态就不可能在天然气系统建设上大量投入，认真经营。我们的石油公司总认为中国天然气价格太低，动辄拿日本、欧洲的价格对比，却避讳讨论美国的模式。美国正式由于大量非传统石油公司进入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市场，才实现天然气的大发展。实际上，全世界无论那一个国家天然气大发展的时期，都不是天然气价格非常高昂，经营者可以获取暴利的时期。因为只有天然气的价格为市场所能广泛接受，经营者又有合理稳定的利润，天然气工业才可能快速发展。

中国具有丰富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据预测，中国低渗透天然气（包括致密砂岩气）资源量可达100万亿M3，煤层气资源量约为30万亿M3，页岩气资源量可达100万亿M3，此外，中国还有丰富的高含硫、二氧化碳天然气等。

如果再加上此前，国土资源部宣布在青藏高原发现的350亿吨标准油当量的“可燃冰”，中国足足有2600亿吨标准油当量的清洁优质的天然气资源，按照目前的需求足以支持中国130年的文明。但是这些资源在哪里？怎么开？不仅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还要有一系列先进的技术。仅仅依赖1～2个央企是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以煤为主的中国已经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备受压力，中国的减排只能寄希望于天然气，没有多元的主体，没有国际先进的技术，中国的减排将难以实现。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引进资金和技术，建设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难道今天我们不能再次借鉴这一成功经验吗？

中国一直担心开放石油天然气市场会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事实上，已经没有比“断气”更不安全了。如果我们的技术不足以找到新的天然气资源和建立地下储气库的地质条件，以致到了断气的程度我们还不能“吃一堑长一智”，反省我们的能源体制，改革我们的能源机制，难道不应该让“鲶鱼”们来促促我们这些“沙丁鱼”，明年还有冬天，后年还有冬天，让今冬的断气变为中国式轮回，还是成为我们再次改革开发的始点。

自去年以来，要求天然气涨价的呼声与日俱增，长期致力于中国改革制度设计研究的专家们，一直在就“X+1+X”的天然气改革开放模式进行研讨，希望通过深化改革和对内、对外的市场开放，增加天然气供应，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环境瓶颈。所谓“X+1+X”模式，就是上游开放竞争，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探讨开发；中游的长输管网由国家统筹管理，实行“强制准入”；在下游维持目前多元化多种所有制的竞争格局。但是这一改革构想始终被束之高阁，反而是各个部门对天然气的价格改革更上心头。解决天然气的问题，到底是价格改革为重，还是坚持市场化改革为重，这是一个能否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使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能够减少的关键因素，是需要大家深思熟虑的原则性的问题。

要求天然气涨价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中亚的天然气进入中国国境的价格将可能超过2元/立方米，发改委不提价这些气就没有市场。不过我们要问，如果不是中国有资格的天然气开发企业无法增加国内天然气资源的供应以满足市场需求，我们何以要到中亚、俄罗斯去购买天然气资源？若这些企业不能找到足够的天然气资源，又何不开放上游勘探开发领域，让更多的市场主体进入这个市场？其他竞争者能否接受目前的价格应该先让大家都尝尝这个“鸡肋”，让供需之间进行充分交易，根据消费者和企业的承受能力，通过竞争让市场来确定价格。

政府主管部门担心民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财力，一口天然气井上千万，可能还打不出气来，并以此作为不能开放上游市场的理由。能够进入这一市场的不仅是民营企业，一些地方国企也有能力与专业技术公司合作进入这一市场的，况且很多民企已经上市，他们完全有可能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对于政府，你没有开放，又怎么就能断定除了三大石油公司，其他企业都不行？

将天然气和石油交给央企，其中的另一个担心是交给外国公司和民营企业唯恐危机国家能源安全。可是今天的结果是，我们的能源安全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峻，没有气又何以谈安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这是中国崛起最大的安全隐患。允许外国公司和民营企业在中国市场开发天然气，与我们到俄罗斯和中亚千里迢迢购买天然气，哪个更安全？

当初中国加入WTO时，也有诸多担心，许多人认为一但入世，中国的汽车、农业、制造业和钢铁等将面临灭顶之灾，而结果呢？我们放开什么就活什么，保护什么就死什么。显而易见，产业的安全不在于垄断，而在于竞争，在于多元化，在于建立一个良序的、公平的市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将“鲶鱼”放进来，我们的国有企业反而会增强竞争力；我们将“鲶鱼”撵走后，这些国有企业又会陷入问题缠身。或许，中国到了该考虑将“鲶鱼们”放入天然气上游市场的时候了。

在美国和欧洲都已经不再建设大型发电设施，不要说大型燃煤火电厂，大型天然气发电厂的建设计划也在一减再减。伦敦在2012年奥运会的筹备中明确宣称，所有新增的电力需求将完全依靠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来解决。美国到2010年，分布式能源所发电力将达到社会用电量的20%，但美国并没有就此停步。奥巴马的能源新政中，更加强调了发展天然气和分布式能源，将在联邦政府和联邦政府资助教育、研究、医疗等机构进一步普及分布式的热电冷三联供技术。由于美国、欧洲采用了最为高效经济的分布式能源技术来利用天然气资源，它突出的节能效益将天然气价格的波动消化了。

这笔帐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英国、欧洲大陆和日本的分布式能源项目的也许与中国难以类比，我们可以举一个中国的例子。无论是酒店、医院，还是商场，平均电价都超过1元/千瓦时，同时需要采暖、制冷或热水，一般的分布式能源设备1立方米天然气可以发3.5千瓦时电，供4.5千瓦时的热或冷。这些建筑通常需要两路供电和应急发电机，同时需要制冷、供热设施，所以造价增加有限，运营成本也没有增加太多。天然气价格2元/立方米，发了3.5千瓦时电，省了3.5元电费，冷和热等于是白来的；气价3元/立方米，冷和热还是白来的。但是，如果用天然气烧锅炉取暖，只能得到8千瓦时的热，如果天然气价格从2元增加到3元，就意味着1千瓦时的热从0.25元上涨到0.375元，价格增加了50%，用户当然难以承受。

天然气的合理利用问题早在1998年就提出，北京在大规模利用陕甘宁天然气时就碰到了如何合理利用的问题。北京燃气集团对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利用方式进行了考察研究，认为发展分布式能源系统是最佳选择，并在自己的燃气办公大楼建设了示范工程。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热衷于伺候好那些好大喜功，盲目追求规模的央企和大国企，不能遵重科学，不关心社会公共利益和项目的长期经济效益。尽管无数专家苦口婆心地劝阻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地把天然气和资金大量给予那些明显得不偿失的大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电站和建造改造大型锅炉房，不仅这些项目成为政府一个个极为沉重的经济包袱和社会负担，也为操持这些项目的大央企大国企造成极大的亏蚀。

北京筹建奥运会，很多院士专家建议北京建设一些分布式能源解决奥运场馆、附属设施和周边地区的电热冷供应。经济、安全、高效和适用。但是，政府主管部门和大国企一门心思求大求洋，建设了一个由两台美国GE公司制造的9FA大型燃气轮机机组构成的总装机容量超过70万千瓦的太阳宫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厂，每年仅仅运行3500小时，却要在电价、气价、热价上通通大规模补贴，结果现在每年市政府要拿出16亿财政收入补贴这些项目。在看看西气东输沿线那一座座9FA大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的调峰电厂，有几个能够真正发挥效益？哪一个不是负债累累处于严重亏损？面对这些巨亏的怪兽，天然气再涨价岂不是将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逼入墙角？他们能不群起反对？

北京采用天然气大型锅炉对居民集中供暖，每一建筑平米须收取30元/采暖期，供暖系统一般都不可控制，消费者想节能，想省钱都没有办法。能够消纳涨价的空间几乎没有了，如果采暖费从30元上涨到45元，甚至60/平米，采暖费将超过一个人2~3个月的平均工资收入，还让市民怎么生活？如此的能源利用技术和产业格局，消费者根本无法承受大幅度涨价的压力，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将必然会大幅度飙升，一定会遭到消费者的抵制。

在误导市场采用不科学、不经济、不正确的天然气利用技术的问题上，尽管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负责石油开发的大央企们也不能说是没有干系。对于支持发展分布式能源问题，在温家宝总理先后两次具体批示，有关部门仍无视各地泛滥的燃气锅炉，并直接支持了发展大型天然气联合循环电厂项目的建设，而对发展分布式能源却以缺乏天然气为名迟迟没有配套政策出台，分布式能源的并网，备用安全供电保障，建立合理的气价结构等重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致使天然气利用结构完全误入歧途。

中石油并非不知道会出现如此局面，多少专家学者不断提醒、不断建议，将各种报告送交它的各级决策者，但是中石油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中石油是中国最早使用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企业，国内诸多油田都在利用天然气为燃料的小型燃气轮机进行热电联产，装机超过百台，并获取的非常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在市场开发中，完全不对用户用气进行科学技术指导，不推进用气结构优化，不参与需求侧管理。在需求低迷时靠中央政府压地方签“照付不议”的协议；在需求旺盛后靠垄断不断逼各级政府涨价。煤炭价格的“煤电联动”也算是一种改革吧？结果煤电交替涨价，矛盾越演越烈，矿难依然频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难道教训还不够深吗？煤炭最大的教训就是将长期协议机制破坏，导致供需关系陷入深度紊乱。

现在，一些垄断性的企业热衷于资源性产品的涨价，将涨价戴上个“改革”的帽子就与节能减排、资源节约联系在一起了。对于自身管理水平、产业结构矛盾、关键技术方向和资源配置优化方面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最近，一位发改委的同志坦言，中国今天的改革日益艰难，现在各大国有企业、各级政府机构已将利益格局基本固化，改什么都会波及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遭到他们的种种怠慢、误导和搁置。马克思曾担忧，社会分工的固化，将会造成“异化”。今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些利益“异化”的部门和企业。但是，回避改革中国就能够走出金融危机吗？就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吗？就能够建立和谐社会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就此反躬自问吗？

推进气体能源战略需要全面改革开放今冬全国范围出现新一轮天然气供需紧张，暴露了国内天然气行业的一系列深层问题，上游不开放、管道壁垒、缺少行业法规，投入不足、技术制约、管理落后，供气安全责任不明确、天然气研究能力薄弱、企业之间和行业上下游缺乏协调等。市场化程度严重滞后已大大制约了我国天然气工业的快速发展。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放手改革，仅依靠几个央企的努力不可能实现我国天然气的大发展，更不能保障天然气供气安全。要避免今后周期性地发生燃气供应短缺以及影响民生与社会和谐，必须立足于国内资源，坚持改革，引入技术，实现竞争，全面开放天然气上中下游市场，让天然气在能源安全和节能减排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承诺将“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着下降”，国务院提为此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战略目标。在“十一五”节能20%的基础上，再降低20%～25%的碳排放对于中国将是一个极为艰巨的目标。在“十一五”我们已将能关停的“小电厂、小钢铁、小焦炉、小煤炭”都关了，能够减排的空间所剩无几。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减少对于煤炭的依赖，但靠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将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需求，关键看能否实现天然气工业的大发展。天然气是我们转变增长方式，开展低碳经济的重中之重。

就化学结构而言，煤炭的典型分子式为C135H96O9NS，一个分子中高达135个碳原子，能够形成135个CO2，而天然气主要成分甲烷的分子式为CH4，一个分子反应后只形成1个CO2，是地球上含碳最低，最清洁的碳氢化合物。天然气的能源利用效率通常比煤炭高50～80%，不含硫、没有粉尘、没有废渣，是天然气唯一可以全面替代煤炭的能源资源。

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主要原因是“以煤为主”的燃料结构，问题的关键是天然气工业未能得以发展。无论是天然气的产量，还是天然气的供应量，都未能如愿。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增加到2008年的670亿立方米/年，而欧洲同期消费量新增了2329亿立方米/年、美国新增了1014亿立方米/年、日本也新增了766亿立方米，连直到1986年才开始使用天然气的韩国也增加到了397亿立方米。

中国过度依赖煤炭造成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环境代价极其严重，也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也招致全球的围攻。全世界天然气平均消费在能源消耗总量中的比例24.14%，而中国仅为3.63%；而全世界煤炭平均消费仅29.26%，中国却高达70.23%。

中国不得不大量使用煤炭的原因是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天然气，哪么中国是不是真的没有天然气？2008年，中国探明储量2.46万亿立方米，年产761亿立方米，储产比32.3年；而天然气大国美国的探明储量6.73万亿立方米，年产5822亿立方米，储产比11.6年；欧盟探明储量2.87万亿立方米，年产1903亿立方米，储产比15.1年；另一天然气大国加拿大探明储量1.63万亿立方米，年产1752亿立方米，储产比仅9.3年。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的天然气开发速度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

中石油认为造成今年大面积气荒的主要原因是今冬的寒冷与雨雪天气，市场需求增长过快，气价没有反应成本。

全世界经营天然气都会面临冬季需求大幅增加，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建储气库，若不建储气库到了冬天肯定无法保证供气安全。中石油规划总院油气管道工程规划研究所副所长杨建红表示，“与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相比，中国地层结构不稳定，寻找可建大型地下储气库的理想地点非常不容易”。

目前全球30多个国家建了600余座地下储气库，库容3332亿立米，而我国至今只建了6个地下储气库，库容不足20亿立米，只占全球的6‰。中国天然气上中游企业或缺乏建库意愿，或缺乏资金投入，或碰到技术瓶颈，显然在建设储气设施中出现严重滞后，直接威胁到全国的供气安全。

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即将通过长达1843公里的中哈天然气管道进入中国，再与西气东输二线连接，成为世界最长的天然气管道长。年输气将达400亿立米，相当于中国全国供气量的20%～30%。这样长距离大规模输气，跨越中亚不稳定地区，没有充足的地下储气库和备用气源将难以确保天然气供应安全。如果国内天然气公司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何尝不让国际上有经验的公司也来试一试?天然气无论是管道运输，还是LNG运输，都存在即输即用的要求，供气能力应不超过冬季最大保障能力，必须有很强的计划性，供需双方须严守合同，根本不应该出现季节性断气。这说明中石油和地方燃气公司在经营天然气中存在严重的管理问题，如何签署和执行合同，如何按照协议执行，如何按照天然气市场规律经营都需要学习，或许我们需要更多的管理经验。

中国天然气价格虽比依赖外部资源的日本、欧洲便宜，但比市场化开发与竞争程度高的美国比，还是明显偏贵。在美国的管输成本中是包括地下储气库建设、调节用气和备用安全容量的运营成本，相比之下中国天然气无论井口价，还是管输价都比美国高，工业和发电高出1倍多，仅居民住宅气价比美国低，但中国存在交叉补贴，而且在城市门站之后，对中石油等央企影响不大。

这一轮气荒中有一个说法是由于国内天然气价太低，开采成本较高，价格不能反应企业实际成本，导致投资不足。

美国、欧洲当年天然气得以快速发展的时期，都是气价较低廉的时期，价格在3美元/百万BTU以下，以当时汇率计算低于人民币1元/立方米。2009年12月8日在纽约期货交易（NYMEX）所购买2010年1月的HenryHub天然气基准价格为4.586美元/百万BTU，仅折合人民币1.044元/立方米。只有气价能为市场广泛接受，才可能实现天然气的大发展。如果价格过高，一些优质用户就难以转用天然气，用气结构也会因此而难以优化，天然气企业的经营也难以实现持续稳定的规模效益，收益难以保障。

美国天然气价格低廉与市场高度开放直接相关，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到2004年全美有超过8000家企业从事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其中有家庭作坊，也有全球大企业，不仅包括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也包括壳牌、BP、等非美国石油公司，其中那些不属于大集团的独立公司钻探了85%的气井，并直接推动了行业的技术进步。美国前十大天然气公司中只有英国石油、大陆菲利普、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是以石油为主的公司，其他6家都是专注天然气或主要以天然气为主营业务的公司。

从事天然气输送的管道公司多达160家，经营管道长度达28.5万英里（45.6万公里），其中18万英里（28.8万公里）是跨州管道。此外，全面还有1200家企业从事天然气分销，这其中包括城市公用设施公司。此外，还有大量从事交易、技术服务和研发，以及建设、经营地下储气库和LNG设施的公司。由于多元化的充分竞争，以及法律的制约，美国很难出现垂直一体化的托拉斯企业。

最近，美国发现大量页岩气资源，并发明一系列可以降低页岩气开采成本的关键技术，使天然气的资源量大幅度增加，开采成本直线下降，而这些资源和技术并非大企业投资发现和研发的，而是大量中小企业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创造的，最后大企业不得不以较高的估值收购这些中小企业资源、技术和股权，从而形成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关系。

美国形成目前这种多元化投资、竞争发展天然气的格局，经过了一系列坚持不懈的改革和立法保障。美国第一个燃气公用设施公司是1817年的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煤气灯公司，到1859年全美300家煤气厂为500万个家庭供应煤气。

1821年在纽约州打出了第一口天然气井，但天然气长期只在东部少数地区使用，到1920年以后，随着石油开采和天然气管道技术进步，天然气开始逐步替代煤气。早期的天然气主要是石油伴生气，基本是由美孚等几家石油公司垄断，天然气的跨州输送也控制在少数几家与石油公司关联企业手中。在1929年大萧条前后，在美国南方发现了大量石油天然气资源，罗斯福新政时期认为打击垄断，鼓励建立众多买房和卖方市场，以及发展电力、电话和天然气工业有利于推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

从1935年开始，为应对经济危机调整经济结构，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立法支持打击垄断和开放市场，如著名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农村电气化法》等，1938年国会通过了美国第一部天然气法律《1938天然气法》对管辖权、定价等进行了规定。该法第7条规定，天然气开发商不能从事天然气运输业务，天然气跨州经营须经过联邦政府批准。该法还规定天然气价格不能“不公平、不合理、具有歧视性或优惠”，联邦政府有权监管天然气经营成本。

1978年卡特政府为应对石油危机，对美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再次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如著名的鼓励提高能效，支持发展热电联产的《公用事业管制政策法》，同时也出台了支持天然气发展和提高天然气使用效率的《1978天然气政策法》。该法逐步解除对天然气价格的监管，并确定到1985年取消价格监管。该法还鼓励发展“深井气”和“外大陆架开采”，并将新增的成本转移给工业用户，同时也为其确定了上限。还在《公用事业管制政策法》中对天然气定价办法进行了规定，避免经营者欺诈用户。这些法律刺激了天然气的发展，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建立。

日本认识到解决“制度疲劳”只有放松管制，市场开放是保障供应安全，降低燃气价格的关键，最近5年全面推进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目前，日本公司与印尼、澳大利亚、俄罗斯、卡塔尔等全球7个国家中日子cha掺股的天然气田和LNG工厂签署长期采购合同，一些合同长达20～30年。同时建立强大的研究分析机构，对气象、经济、城市发展、国际市场变化等信息进行精细分析，提出精确预报，建立高效的应对机制。仅东京瓦斯就有523人的一个部门从事这方面分析软件的编程工作。

日本已完全放开天然气市场经营，包括东京瓦斯、大阪瓦斯、东邦瓦斯和西部瓦斯4大燃气巨头，东京电力、关西电力、中部电力和西部电力4大电力巨头等243家大小能源公司都在经营天然气管道及供气业务。过去200万立米/年的用户才能申请趸售，现在10万立米/年就可趸售。用户可以通过东京瓦斯的管道向东京电力公司购买天然气，东京瓦斯也可以通过发展分布式能源向东京电力的传统用户供应电力，市场实现全面开放。竞争压低了价格，也优化了用户的能源结构，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

欧盟也是一个多元化市场，由多元化的竞争主体实现多边交易与多元投资，各国的天然气公司可以在欧盟内部所有国家经营相关业务。这种多元化配置也帮助欧洲国家吸纳周边的天然气资源，逐步形成洼地效应，保持较为稳定的天然气供应。

中国要实现天然气大发展，不仅面临各种技术难题，如何勘探开采非常规天然气，如何开采可燃冰，如何建设地下储气库等等；也面临一系列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何正确预报需求，如何进行需求侧管理，如何建立合理的竞争交易体系等；同时还存在投资资金问题，如何利用风险投资，如何进行项目融资，如何调动社会投资等。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几个央企是不可能的，必须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调动全世界的积极性。

当年中国改革开放是为了引进技术，引进管理，引进资金。今天我们面对发展天然气工业同样存在这三个瓶颈，只有拿出气魄，通过再一次深化“改革开放”，才可能实现天然气的大发展，才可能实现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才可能实现中国2020年，乃至205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一、尽快制定推动天然气改革的相关政策，优先出台《天然气行业管理条例》，规范从井口、净化厂、长输管道、储气库、液化天然气接受站等设施到城市门站的经营关系和经营行为；

二、逐步开放天然气中上游，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输气管道和地下储气库投资建设，国家地质资料实现市场化开放，对规划长输管道进行公开招标建设；

三、在积极培育市场主体的同时，逐步放开天然气价格管制，鼓励市场化的长期合约机制，使供需双方实现充分交易，相互承担义务；

四、限制纵向一体化的托拉斯垄断行为，禁止从事勘探开发的企业从事长输管道经营，同时也禁止从事长输管道经营的企业参与天然气终端配送。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在上中下游实现公平竞争；

五、中国应该逐步将石油公司与天然气公司分离，这两种业务非常的不同，石油公司有很强的投机性，而天然气需要长期稳定的投资经营，全球的石油公司都是“重油轻气”，将天然气的开发寄托在石油公司将难以如愿。美国现在大量气井是专业化的天然气勘探开发企业完成的，这些专业公司改变了天然气市场的格局，创造了大量新资源。

六、建立国家天然气监管机构和天然气市场研究服务中心，对市场公平交易进行监管，对市场趋势进行分析预测，对企业经营和对用户交易进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