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的未来亚洲的机遇和中国的明智选择

能源是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与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休戚相关。由于社会的高速发展，各种能源问题日益凸显，并已成为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经济秩序和军事战略的关键因素。长远看来，中国面临的能源形势更为严峻。一方面是以煤炭为主的不合理的、不利于持续发展的能源结构；另一方面则是突出的石油供需矛盾及对外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加。因此，转变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

危机四伏的能源现状

人类的一切都有赖于能源的使用。没有足够的能源，人类将无法生存，社会将无法发展。事实上，能源问题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宰着人类未来的命运。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大国，中国正面临着空前严峻的形势。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说（也是不少中国人表示同意的一个观点）：“中国若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之势，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内部的稳定与外部的和平。”其实，这两个条件很大程度上都与能源休戚相关。我们知道，一旦出现能源“供不应求”的状况，经济发展毫无疑问受到制约。但是，仅仅关注能源的供应量是不够的，长此以往甚至会成为导致社会危机的根源。

目前，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70％左右，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内，这种能源利用结构很难有实质性的转变。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由于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DP）8-12％。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这就意味着经济损失在1600-24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使用煤炭本身的经济支出。试想，这一笔损失的金额用于更有意义的投资（比如基础设施的建设或者是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该有多么可观！燃煤不仅成为中国现有污染的主要来源（约占80％），而且它还是导致劳动力效率低下的罪魁祸首。有报道说，深圳一带接连发生了几起骚乱事件。起因就是国内每年需要新建十多座燃煤发电厂，对环境污染的加重程度可想而知，于是引发当地群众的强烈不满。

不仅是深圳，今天的四川甚至是北京以及中国东北一带的工业区，都在重演19世纪燃煤技术推动下工业革命时期的种种不幸，不仅劳动力因严重的污染而受到很大的伤害，种植业、水产养殖业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然而，国家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恐怕还不只这些。有关数据显示，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煤炭的输送几乎耗去了中国整个运输部门40-50％的力量。

今天情况虽然有所改观，但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每年入冬后，依靠铁路来运输非煤炭物资基本无望，而选择公路运输对业已非常紧张的石油供应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能源政策采取相应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而一味追求能源产量，不考虑社会成本，最终能源问题就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危机，从而影响国内秩序的安定。

至于外部环境，情况就更复杂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样离不开能源战略的制定。试问，世界上历来的冲突与战争有多少无涉能源因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只要事关能源，就有可能打破传统的政治疆界：那些素无瓜葛的国家因此有了频繁密切的往来；而在一场场你来我往的“能源角逐”中，各国或者紧密团结起来，或者走向剑拔弩张。

而从全球角度来说，所谓“能源问题”，主要是指石油问题。石油作为现代工业的第一能源，始终处于世界各国能源战略的核心地位。而保证石油安全也一直是世界各国经济利益之所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未来各国都会受到内、外双重压力的考验：一方面是石油需求量的不断增加，而内部供应却明显不足。由于国际油价持续攀升，进口能源无疑会增加经济运行的成本，这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长远发展而言十分不利，甚而将严重遏制国内的经济发展规划和国际战略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石油供应大部分将依赖国际资源，这就使能源安全问题变得尤为突出。试问，我们的能源安全究竟依靠谁来提供?我们是否有能力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结束不久的伊拉克战争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中东石油的掌控又胜人一筹?又如果，我们所需的进口石油大部分都将流经他国领地，那么我们的能源安全是否还掌握在自己手上?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继续执迷于石油，因为它终究是不可再生和有限的。或许，我们可以不关心它究竟何时枯竭，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石油的供应速度很快将跟不上人类发展的速度。有人说，我们正在以每生产一桶却消耗两桶的速度“终结”石油时代，这恐怕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一言以蔽之，能源对于人类社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们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它。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能源的背后却也潜藏着无数令人困苦和焦灼的难题甚至是危机。而今中国所遇到的难题，也是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所面临的难题。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找不到一个更为长久的、可靠的、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还将继续。

能源使用的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的三大主要能源分别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煤炭储量非常可观，这是人尽皆知的，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清洁，且能效很低；石油比起煤炭来说虽然要清洁得多，但是长远来看，它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供不应求”；至于天然气，其储量实际上同样相当充裕，然而这一点恰恰不是众所周知的。有趣的是，人们习惯上总把“油气行业”混为一谈；事实上，石油与天然气却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行业。这里，我们并不着意强调两者在物理性质或是化学成分上的不同（比如，一个是液态能源，一个是气体能源）。值得注意的是约占世界储量70％的石油所分布的位置仅仅占到地表总面积的2％。相比之下，天然气可谓无所不在。从开发利用角度来说，天然气也比石油更为清洁、高效。如此说来，能源问题的出路其实显而易见，且并非遥不可及，缘何人们至今没能全力以赴?

美国人对于石油的“情有独钟”是举世公认的。这个人口只有3亿（不到世界人口的5％）的国家，每年的石油消费量竞远远超过排名第2至第5位的四个国家之和！然而，石油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道理人们似乎明白得有些晚，正如人们对天然气的误解消除得也有些迟。在美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天然气才开始显然其独立的经济价值，而此前一直被认为充其量只是一种石油行业经济的边缘副产品。早年许多专家、学者对国内天然气储量估计严重失误，即便是美国天然气协会的经济学家们在使用了历史上最高的单井发现率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也依然悲观。其实，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全部是基于20世纪50年代时期以来石油公司主导下的石油经济性的考虑，而没有把天然气作为一种有内在价值的能源商品单独加以分析。在那些年代，地质学家们不会致力于发现每个可能的天然气区域，特别是那些石油匮乏却有着大量天然气的岩层。这一判断上的失误（恐怕也是一种先人为主的偏见）对于天然气行业的独立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于是，煤炭和石油一度占据了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

今天，美国仍是能源技术的领头羊，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领先的煤炭和石油开发、利用技术并不代表全球能源的未来走向。或许，我们已听闻了不少关于“洁净煤”的优点。但说到底，这只是一些自相矛盾却又非常取巧的游说之词罢了。我们实在不能天真地以为洁净煤竟然能够洁净到不含硫磺的程度!我们知道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基本上是不可能产生汞、硫化物这些“副产品”的，即使是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也微乎其微，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不到煤炭利用过程中的一半。单凭这一点，天然气的燃放标准就已是煤炭永远都望尘莫及的。对于一种即将淘汰的能源技术而言，所谓的改进不过是抱残守缺和自欺欺人，至多只能延缓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

我们今天完全具备拥有更高效、更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技术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一种更好的能源方案（哪怕只是作为一种理念）就能被人们欢欣鼓舞地接受。中国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由于燃煤造成的污染已经导致这个国家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不选择高效而清洁的天然气作为主要能源呢?如果说，中国对燃煤的依赖说明其能源使用还停留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那么20世纪以来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启并延续至今的石油时代是否就是值得效法的明智之举呢?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石油作为一种比煤炭更高效、更清洁和更易运输的燃料，最大的市场占有率至今未能超过全球能源市场的一半（在煤炭使用的鼎盛时期，它的市场份额却能突破90％）?而又为什么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AppliedSystemsAnalysis）预测天然气的增长将有望满足全球能源市场的80％?（如图1）

在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前，我们需要明白，能源的使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个体化的行为。对某个特定的社会而言，则代表着一种集体性的习惯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行为定势。而我们也知道，想要改变一个人的日常习惯总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亚洲国家所走的能源之路很难脱离过去19、20世纪的影响。人们之所以乐于使用燃煤，是因为他们同过去一样，没有考虑到这一能源使用方式所造成的外部成本，而只关注到表面“似是而非”的廉价优势。对待石油，人们同样没有表现出超越“惯性”的智慧与远见。不少人虽然已经认识到，迟早有一天石油对全球能源市场的百分比贡献将达到最大值，但它毕竟还有燃煤所不及的众多优点，那么至少眼下它有理由为人们继续所使用。遗憾的是，人们很少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今天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刷新使用记录的惟一丰富、清洁的燃料只有天然气；人们也很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石油供应是否还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只要习惯告诉他们选择什么，他们就会继续听任自己的习惯。谈到能源问题，全世界总是习惯性地把目光聚焦在石油上。无可否认，石油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命脉，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国家来说，都是如此。石油的重要性更是体现在了由此形成的产业链上（比如汽车业），就这一点而言，起步不久的天然气行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便如此，《2005年国际能源展望》还是相当地看好天然气的前景，认为共将成为发展最快的一次能源。

当然，任何一种乐观的预测都不能仅仅出自盲目的轻信，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也许就不难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知道，宇宙天体的基本物质组成是固体和气体。液体，作为前两者之间一种简单的过渡状态，其总量相对最小。同样，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物质形态的能源之中，石油充其量是一种中间形态的能源；换句话说，石油时代只是在固体能源时代（包括木材、煤炭和核能）与气体能源时代（包括天然气和氢气）之间的一种过渡。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oodsHoleOceanographicInstitution）研究员戴夫.加洛（DaveGallo）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如果我们将地球的水分全都抽走，这些水分总共也就相当于大拇指尖那么多，而剩余的地球体直径仍有足足2英！因此，比之固体总量来说，液体实在有些微不足道。这也就恰如其分地说明，固体能源时代行将淘汰，而全球能源的未来不可能是由一种处于过渡阶段的液态物质来引领，虽然它一度带领着我们走进继工业革命之后的“更现代化的世界”。美国洛矶山研究所（TheRockyMountainInstitute）物理学家艾莫利.劳文斯（AmoryLovins）曾写过一篇题为《过渡到氢的战略》的论文，我们欣喜地看到他所预言的气体能源时代正朝我们走来。而引领我们走进这一新能源时代的不是其他能源，正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甚至是误解而没有重用的天然气。

事实上，过去15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能源体系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将会呈现“固体——液体——气体”这样一条平稳、自然的进化曲线（如图2），其显著特征就在于“去碳化”的过程：从煤炭（分子式为C135H96O9NS）到石油（从C5H12到C36H74）再到天然气（CH4）甚至是氢气（H2）——即从最不清洁的、化学结构最复杂的能源所提供的高度资本密集型的、集中的、宏观的、不可移动的和低效的能源技术，逐渐发展为越来越清洁的、化学结构越来越简单的能源所提供的非资本密集型的、相对分散的、微观的、易于移动的、高效的能源技术。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相信并坚持业已观察到的发展趋势。

能源战略的明智选择

人们对于能源的理解以及利用是深植于日常生活的-种既定思维与习惯。而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特别是当这种长久以来的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某些普遍的误解和偏见。但我们始终坚信，只有那些愿意迎接挑战、探寻真相、预见未来并勇于行动的人们才会获得机遇的垂青。而一切似乎向我们彰显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未来能源时代，亚洲，特别是中国将成为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焦点所在。

亚洲对于能源的渴求方兴未艾，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这种渴求不但没有停止增长的迹象；相反地，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未来的亚洲首先面临的就是一场难以危机：一方面是增长过快的需求量，另一方面则是愈来愈不从心的供应量。假使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和印度参照过去美国、欧洲甚至是日本的石油消费标准来谋求各自的发展，那就意味着今天全球的产油量还得翻一倍！但恐怕人们已经很难在中东找到如此盛产的油田了。因此，亚洲国家不得不需要寻找自己的出路，一条能够通向可持续发展的、清洁而安全的能源之路。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一点，并且以“弃煤从核”作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印度也在积极响应这一作法。从长远角度看，它也并非理想的方案。首先，核能的开发和利用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投入，不会比使用天然气来得经济，这就需要加大政府的资助，也就意味着税收的提高。同时，它还会带来核废料与核扩散的问题（高成本、高风险），更别说目前尚不清楚的其他外部成本。退一步讲，即使中、印两国完全实现既定的核能发展目标，充其量也只能满足本国电力需求的很小一部分（不会超过5-7％）。因此，除非政府鼓励，否则核能发展不可能有多大的前景，更不可能成为全球能源问题的真正出路。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有更明智的选择，因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哪里有煤炭，哪里就有天然气。其实，这判断得到过早年在中国进行的相关研究的支持，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领导人如同过去的美国领导人一样，一度不相信自己国家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无论如何，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年—2010年）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中国人今后不会再愿意忍受煤炭的污染，中国一定会开始着力勘探、开发和利用其巨大的天然气资源。对于中国，还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只要领导人愿意选择-条道路，那么整个国家便会矢志不渝地坚持走下去。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传统，通常能够鼓励人们进行长远的规划和全盘的思考，而不致过于急功近利地制定政策或战略。这或许也是促成中国拥有未来能源发展契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么，为厂鼓励人们转变传统的能源使用方式，引导他们朝着清洁、环保、经济、可持续的能源时代迈进，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其实这又关系到了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一外部成本。消费者首先必须明白，他们每消耗一个单位能源，社会将为此承担的各种成本有哪些、有多少，这与他们所理解并付出的单位价格完全是两个概念。为此，我们需要相应的政策，进行大力的宣传，使人们了解到传统能源消费方式造成的外部成本；与此同时，积极倡导人们使用外部成本较少的能源。但仅仅这样做，恐怕收效甚微。因为我们正在试图改变人们长久以来的能源消费习惯，仅仅依靠口号式的动员是苍白无力的。我们需要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的提议是征收能源消费税，其中应税内容主要是外部成本，即丧失的劳动生产力、环境污染、健康成本、地缘战略成本以及国民经济效率的折损等。

总之，那些限制或者延缓经济增长的因素都将纳入能源消费税的范畴。依照过去的做法，这部分税收平均分摊到了每个社会成员身上，这是有欠合理性的，最终也无法鼓励人们转变消费习惯；真正公平并具有建设性的做法应当是让有能力消费的那些人来纳这笔税。另外，过去的做法对于“同场竞技”的不同能源（特别是对于天然气这样的优质能源）来说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与之前相辅相成的税收政策应当是减少对相关的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的征收，即把不必要的、并且已经有人（能源消费者）负担的那一部分税款归还于原来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的纳税人。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必要的社会保障机制来缓解一部分人的纳税负担，而不必为了“顾全大局”而进行不合理的能源税收减免。只有通过鼓励和倡导可持续的能源利用模式，从而带动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从长远上看真正符合全民利益和福祉的良策。我们进而认为，这一纳税体系不仅应在每个国家内部实行，同时还应在世界范围内通行。说到底，能源的消费是没有国界的。如果说，今天美国、蒙古、香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为中国的燃煤污染“埋单”的话，那么全球社会不也正在为美国人对石油的过度依赖而负担相应的外部成本?总之，这些问题需要提到联合国的议程，需要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TO、G7和G8等国际场所共同探讨。只有当世界领导人们聚首时，我们才有可能解决诸如能源这样的事关全球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说，中国是有望率先采取行动的，因为中国的领导人能够比较有效率地改变长远规划，而决策效率对于每一个希望成为低能耗、高能效的世界领先经济实体的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坚信，进入以天然气为开端的气体能源时代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旦我们了解到能源的真相，只要我们不再执迷于过去的行为习惯，并愿意尽最大可能地做出改变，我们就不会重新走上“碳化”的道路。事实一再证明，今天并不是人们在等待更新更好的能源技术的出现，而是现有的技术在等待人们观念与行为的转变。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本着同样的决心和诚意，中国在未来的能源领域中将拥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并将引领世界朝着可持续与无污染经济的方向阔步前进。因此，我坚信亚洲能够在下一波的发展浪潮中成长起来，就像周恩来所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作者简介：罗伯特A·海夫纳三世（RobertA.Hefner）于1959年创建了GHK公司，在西俄克拉荷马州的Anadarko盆地和德克萨斯州的Panhandle超深井天然气钻探领域，领先业内。早于上个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初期期间，海夫纳先生就引领GHK公司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以便能够胜任全球井深最深、井内压力最高的天然气气井。1997年，他发现了位于俄克拉荷马州东南部一个全美境内储量较大的陆上天然气气田。

过去20载，海夫纳先生还积极投身于与中国在能源、外交领域的合作，另外，他对中国油画艺术的兴趣也颇深，收集了许多当代的中国油画作品（请参见www.hefnercollection.com）。他和夫人美丽（MeiLi）女士最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设立了海夫纳中国基金，主要资助那些仕途光明的中国人继续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海夫纳先生是多个学术组织的成员，分别为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咨询委员会成员、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研究员、探索者俱乐部成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委员会成员、哈佛贝尔法（Belfer）中心科学与国际事务部的国际委员会成员。

 作者：美国GHK公司总裁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咨询委员会成员罗伯特A·海夫纳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