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坎昆：利益催动减排？

哀兵必胜。气候谈判1 6年中，不如意者十之九，失望成为常态；而在坎昆，乐观者获得了想要的结果，悲观者的担心也获得证实。

今年夏天，美国参众两院中期选举结果公布，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短期内将难以推动国内气候立法，为坎昆谈判定下了务实的基调——在适应、资金和减少伐林几个非第一核心议题上谋求进展，形成各方对坎昆的温和期待。

哥本哈根之后，通过联合国平台解决气候问题的效率被质疑。如果今年坎昆仍无起色，国际谈判的式微将在所难免。因此，坎昆也被视为未来气候谈判最后的试金石。

幸好墨西哥政府的强大外交斡旋能力和务实的工作风格，促成了今年谈判的清新风格。

谈判的硬核然而，坎昆的胜果毕竟有限。尽管缔约国在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技术利用议题上取得了建立相关机构的共识，但是开展相关活动的长期资金来源尚未有结论，而这是更具实质意义的。

减排议题上，除了将各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提出的自愿减排目标在联合国体系进行登记，并且继续讨论执行透明性机制，坎昆只在通过减少伐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议题上发出了积极信号。

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长期的全球保护气候目标，也就是如何将2℃的控温目标，转化为自上而下全球分担的减排目标，以及未来国际气候保护制度的法律形式，坎昆均未给予突破的启动和希望，而这两点是谈判真正的硬核。

当下的局面也是形势使然。事实上，比最后达成的协议更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日本和俄罗斯在会上相继宣称两国将不会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继续承诺2012年以后的减排目标，即不接受只有发达国家参与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行动。日俄在坎昆会议伊始即做此表示，使得某种担心越来越可能成为现实：《京都议定书》的路走到头了。

《京都议定书》体现的是欧盟的环境治理思想，即在科学基础上认定合作减排的目标，并自上而下由各国分担这个治理的负担。

其实，当年议定书的通过亦非纯粹的自上而下分配，毕竟联合国仅为一议事平台，而非全球政府。另外，《京都议定书》的法律约束力首次将全球环境治理目标的严肃性提到了国际法的高度，正是因此才诞生了为灵活履约而设置的排放贸易市场。

但是，随着各国对金融危机之后重振经济关切日甚，尤其是美国国内传来的坏消息，使得谈判博弈中的积极因素所剩无多，“公地悲剧”难局再现。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只剩下欧盟，那么这个全球性协议也就名存实亡了。

真实的动力来源与自上而下模式竞争的是自下而上的模式。如果说，自上而下的核心价值是各国全球环境利益做出让步，那么自下而上则是以内生动力取代外在压力。

这样，未来联合国将重点放在气候变化适应机制和技术合作机制的酝酿。因为除了联合国，没有其他平台可以照顾到受气候变化影响最烈的发展中小国的利益。减排则将更多落于各国自发政策及各种双边、多边合作中。

但自下而上行动有一个巨大风险，那就是气候安全失去保险阀。2℃虽在政治上获得认同，但是各国业已提出的2020年减排目标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提出的控制升温2℃的全球2020年减排需求，尚有5亿吨的缺口。

遗憾的是，人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与其空谈无果，不如立即开始实施已经承诺的相关减排目标，在实践中创造绿色能源技术的市场需求，运用已成熟的技术，并加大对未来新技术的研发。

最紧要的是，尝到减排的甜头可以帮助积累雄心。在坎昆，德国环境部部长历数积极的气候政策给德国带来的好处——到2020年，节约2万亿欧元的能源开支，创造数以百万计新的就业岗位，德国的清洁技术将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三成。

能源安全和清洁技术，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比气候保护更加受欢迎的用语。对于一国，能源安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开源和节流。开源不易，涉及到外交上的重重难题，即使全球霸主亦有可能陷入资源战的泥沼。

能源安全依赖自身节流更可持续。丹麦气候变化政策委员会新近发布的报告《绿色能源展望》也证实了这一结论。此委员会经政府授权，为丹麦规划到2050年将不依赖于化石能源的蓝图。它甄别的两大相关挑战，即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但是将气候变化诠释为清晰的政府诉求并非易事，相反，以能源安全的名义则容易沟通得多。

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10全球能源展望》最新情景预测，全球初级能源需求自2008年到2035年之间将上涨36％，如果这些需求不是以非化石能源的方式生产，全球化石燃料价格未来很可能大幅上涨，使得依赖传统路径代价更高，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因此，从能源安全和能源供给的经济性出发，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将更有说服力。

丹麦在风力发电市场方面已领先于全球。他们计划减少石油的使用，到2050年，以海上风电供应本国80％的能源需求，并在供暖、交通、工业领域实现电力化，以助达成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80％－95％的目标。

过去几十年，发展绿色能源技术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贫油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导致欧洲国家走向清洁能源，日本也因此成为全球单位GDP能耗最低的发达国家。

谈判语言的转换，来自尽可能准确的利益计算，以传达更加直接的利益诉求，这样将更易获得政治支持。

全球化绿色能源竞争在哥本哈根，欧盟甘于将气候领导者的光环让于美国。坎昆之后，欧盟当重拾此角色。

欧盟国家的普遍估计是：六年之内气候立法在美国无可能翻身。因此，与新兴国家的双边合作成为摆上桌面的话题。尤其是中国，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5年中国占全球能源需求的比重将由目前的17％上升到22％。

但未来合作图景究竟会怎样？过去传统的双边援助方式，不太可能持续，欧盟显然想要中国加入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版图。但什么样的利益足够吸引中国做出让步是一个问题。

几种方案在正式与非正式场合讨论着。

一种是，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在其境内征收碳税，以补偿发展中国家因减排造成的额外成本，但是碳税征收力度将影响到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第二种是降低进口中国清洁技术的贸易壁垒，例如改变欧盟目前对中国生产的节能灯征收的高达66％的关税政策，但是这触及到欧盟的核心利益，因此其难度很大。三是单独建立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碳市场，就是由欧盟购买中国的减排量。其市场规模取决于欧盟的减排雄心、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量上限，以及欧盟本身的经济景气状况。

或者跳出这个思路，效仿2004年底欧盟以支持俄罗斯加入WTO换取俄方签署《京都议定书》，从而将议定书激活。未来欧盟有否这样的魄力，将贸易中的其他利益拿来交换气候保护的利益？事实上，这是一个奢求。在自下而上的模式中，即使绿色能源技术都是各国的重要利益诉求，合作与竞争，哪一个占主导也并不一定。

事实上，竞争业已展开。中国绿色能源技术的全球扩张正在引起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近期美国国内对中国风力发电机征收高额关税的议论，已经导致中国企业相继计划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开设新厂。情形如同当年日本汽车制造业进入美国，以避关税。而中国的绿色能源制造业的发展仍未摆脱买图纸进而国产化的路径，其未来技术专利贸易中的销售领地划分争议已有案例。

自下而上模式的另一吸引人之处在于，只要建立起良好的政策框架，创造出绿色能源技术的市场需求，就会有资本流入，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项目开发。

资金没有国别，中国公司可以在美国证券市场融资，购买日本和欧洲的技术，在南美销售产品，所占据的优势是相对廉价的成本和国内政策所培育的市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会成为更加国际化的企业。而国外公司也可以利用中国相对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来中国投资办厂。这些企业出生地在中国，未来长期可持续的成长却在全球市场。

与华盛顿特区保守的气候政治不同，谷歌等硅谷精英业已组建巨额投资基金，寻找绿色能源中的商机，满足其持续创新的需求。如果没有积极的政策，这些资本就会流入其他有减排目标、有需求的地方。

自下而上的模式将鼓励还是阻碍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的形成，各种因素仍经纬交织。但是它与今日世界由利益主导的决策模式的对接与路径依赖，是减排仍可期待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