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路漫漫

去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使得这座冰天雪地的北欧都市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共有超过一百多位国家元首到场，是历史上政治级别最高的一次讨论环境议题的大会。另外，会议召开期间几万名环保积极分子聚集在哥本哈根这座城市，全世界名众要求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声空前高涨。大家都希望能在哥本哈根见证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气候保护协议的达成，并以公平的、有效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三个标准来衡量会议成果。

然而，就是在如此高的期望中，大会最终只通过了两页纸的《哥本哈根决议》，并仅仅是作为一个政治决议为各国接受，由于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没有能成为联合国谈判进程的一部分。这样的结果自然是令很多人大失所望，《决议》最终版公布时，很多谈判代表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都在会场里哭了。

从哥本哈根到坎昆——气候谈判保卫战悲戚戚的收场，使得从哥本哈根到坎昆这一路上都笼罩着阴影。在过去的一年间，谈判的气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多的猜测与防范、更多的来自不同层面的政治角力，使得很多参与谈判二十多年的代表都对这个程序究竟有没有能力产出理想的结果开始怀疑。

很多人把谈判的缺乏进展归结于联合国谈判的程序。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包罗万象，覆盖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不同议题之间又层层关联，各种利益错综复杂。190多个国家在一起就如此复杂的话题展开讨论，需要将共识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进行体现，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咬文嚼字上。并且根据联合国的规矩，这么多国家不管大小，人人一票，在每个问题上每个国家都能举手发言。也就是说，每个国家只说一分钟的话，三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也有不少人把哥本哈根的错归结于丹麦政府。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的东道国通常在一次大会的组织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会议讨论程序的设计、在大国之间的斡旋、对小国诉求的尊重等等方面都需要东道国的积极参与，制定巧妙的政治策略。“丹麦文本”

的泄漏、对发达国家的偏袒、会议讨论程序设计的混乱、面对这么多国家元首时的不知所措——这些都破坏了谈判的信任。

今年12月，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移师墨西哥海滨城市坎昆，会议举办地的气温从哥本哈根的零下10度上升到了30多度，但对会议的期望值却下降了很多。就连一向最高调的环保组织都小心措词，以免公众对坎昆有什么不切实际的要求。可以说，如果大家对哥本哈根的期望是保护气候的话，对坎昆的期望更多的只是保护气候谈判。毕竟如果一连两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都以失败告终的话，对这个程序可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信心丧失。

丹麦的前车之鉴也使得坎昆会议的东道国墨西哥格外谨慎，凡事以敦促大家“妥协”为主，并在会议程序的设计上尽量做到公正、透明。坎昆会议进入到最后的48小时，墨西哥主办方的精心安排和诚意得到了回报，与会代表几次全场起立，为大会主席墨西哥外交部长埃斯皮诺萨女士鼓掌喝彩，希望能借这样的士气来为进入胶着状态的谈判打气。

最后坎昆会议决议通过的时候，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联合国气候谈判重新找回了乐观的情绪。

从坎昆到德班坎昆会议向大家证明了一件事，只要有足够的政治决心，各国是可以在联合国这个框架下就气候变化进行谈判并取得共识的。不过，虽然坎昆救了气候谈判，却离真正的拯救气候还很远。最后达成的坎昆决议一些方面达成了共识，但缺乏实质性的进展。比如说，决议通过了成立“绿色气候基金”、成立“技术转让委员会”和“技术转让中心”、成立新的森林保护机制。但再进一步推敲，细节处模棱两可的地方很多。比如说决定成立“绿色气候基金”，没说清楚到底由谁来给钱，给的是新的资金还是已有的发达国家海外援助重新包装，基金怎么管理。决定成立新的技术转让的机构，但也没决定谁来给技术、要给多少技术。森林保护机制能帮助毁林严重的排放大国更好的保护森林资源，但却也埋下了机制上的漏洞，让发达国家能以廉价购买碳汇，而不是真正在其国内减少排放。总而言之，坎昆搭了很多框架，但还没有实质内容。

此外，坎昆并没有在气候谈判最根本的问题上实现突破。对照去年各方对哥本哈根的期望：公平、有效和有法律约束力，气候谈判下个阶段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

气候谈判的最终目的是让全球升温控制在两度之内，因此减排是关键。这次的坎昆决议重申了两度的原则，并设立程序让各国在《哥本哈根协议》下承诺的减排目标和行动在联合国的气候谈判体系下得以体现，并且以后都会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汇报和更新。从法律意义上说，各国的减排目标和行动从去年的政治决议变成了联合国程序中法律决议内容的一部分，受大家认可的程度更高。这一转变为联合国的谈判注入更多活力，也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哥本哈根协议》历史性的过渡意义已经完成。

不过，目前各国的减排承诺汇总起来，还远达不到将升温控制在两度之内的目标。根据今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最新报告，如果要想以经济有效的方法实现两度温控，相对于《哥本哈根协议》中的各国减排承诺，全球还需要在2020年之前多减排44吉吨碳（gigatonnes）。这44吉吨碳的减排问题不解决，拯救气候的重任就很难实现，气候协议的有效性就难保证。

在目前全球经济的颓势中，很多发达国家给出的减排目标都是差强人意。特别是美国，作为对气候变化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却一直在国际谈判中扮演着最不负责任的态度，这背后的原因也是其国内的气候政治困境。7月，美国国内气候立法正式被参议院搁浅；1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这一系列的挫败使得美国国内气候立法变得遥遥无期。美国的无法作为自然也为其他发达国家的不作为提供了借口。

在处理“公平”原则上，坎昆会议的最后决议更多体现的律师们玩弄文字的功力，而非实质性的进展。在保护气候的问题上，发达国家负有率先大幅度减排的义务。“大幅度减排”目前还远没做到，而“率先”这一标准在谈判中具体的体现便是对发达国家有强制性要求的《京都议定书》能否延续、公约与议定书的谈判两轨制能否保证。这次在坎昆，日本作为《京都议定书》的诞生地，高调的表态说绝不在《议定书》的第二阶段承诺减排目标。坎昆的两周，各方就各种法律文本的文字表述进行协商，最后的决议要求各国继续就《议定书》的延续问题来谈判，并努力确保第一阶段（到2012年底为止）和第二阶段（从2013年初开始）没有空隙。这样的表述应该说为各种不同的解读方法都留有了足够的空间，《议定书》延续的问题有待下回分解。

没有公平、有效的实质性内容，最终的决议是否有法律约束力都没有多大的区别。展望南非德班，前景并不乐观。最重要的国家的国内政治难有突破，这也意味着国际谈判桌上不会有新的重磅筹码。

中国减排进行时当然，全球气候保护的希望并不只是来自于国际气候谈判桌上的各方博弈与拉扯。事实上，如果陷于国际谈判的政治纷争，很容易忽视了积极减排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的一面，中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这几年中国国内大规模的节能减排。从效果上来说，中国“十一五”期间20%的能源效率提高目标、10%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如果都能实现，带来的减排效应在全世界的同一时期内都是首屈一指的。而在减排的同时，这些政策也帮助了中国经济和能源结构的转型、改善了本地的环境污染、发展了绿色经济和技术水平、提高了绿色就业。正如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所说的，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减少排放和经济发展是可以齐头并进的。

展望未来，“十二五”将是中国低碳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五年间政府出台的政策将决定未来中国节能减排的努力是否能成为中国发展的内有机制，产生更好的良性循环。回顾“十一五”，虽然中国在减排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成本也很高。一方面是因为很多清洁的能源技术价格还比较高昂，技术有待革新，产业有待发展。但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政策过于依赖行政手段，强制性的关停落后产能。甚至很多地方政府借助拉闸限电等极端方式，突击冲刺其减排目标。

中国节能减排的真正出路在于更多的利用金融市场的手段，积极有效的调整资源的价格机制，向企业发出明确的、有连贯性的价格信号，以引导其投资从污染的高耗能产业向低碳产业转型。特别是需要尽快调整煤炭的价格机制，通过碳税、环境税、碳交易等方式来抑制煤炭使用的过度增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逐步摆脱对煤炭的过度依赖，更好的促进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尽快转变能源使用方式。

中国的低碳发展不仅是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条件，也是全球气候保护的希望。不管国际气候谈判风云如何变化，我们必须把中国国内的减排行动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