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科学的电价形成机制

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目前，区域电网公司已经组建，厂网分开基本实现，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等也在稳步推进。然而，以电价形成机制为核心的改革工作尚待实质性突破，这应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消除电价瓶颈需三方共同努力

电力价格形成涉及发电、输配电和用电三方。首先，从地位上分析，输配电方处于强势地位，发电方次之，用电方最弱。输配电方因独家拥有天然垄断的网络资源、行政垄断的调度指令、非市场化的交易行为模式，以及庞大复杂的资产存量，从而使之在谈判购电价格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执行购电合同过程中难以被监控，在争取销售电价政策中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有利方，在执行销售电价政策中对用户约束性强；发电方基本脱离电网后，大都归属五大发电公司，能利用各自渠道或联合向价格主管单位、监管单位反映问题，并有合谋对付电网方的可能；用电方人数众多，任何一个个体与电网谈判或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反映，谈判交易成本太高，存在“搭便车”倾向。

其次，从体制上讲，目前发电方从电力垄断的链条上解开，成为众多的市场主体，基本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但从所有者形式看，国有成分仍占有绝对地位。尽管国家早就拆除了电源点的市场准入壁垒，鼓励多家办电、集资办电，但毕竟电厂是一种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行业，而且投入后的风险较大，加之其生产经营受制于用电市场和电网调度，许多民营企业无力投资或望而却步。输配电方不仅“输电”、“配电”，甚至“电力零售”环节，仍然处于垄断状态，主辅资产不清。相应地，在对输配电方的电价成本核定上政府难以清晰把握，增加了规制的难度。

第三，从电价规制原则上讲，发电、输配电体制不太顺。

对发电方，已建电厂单位千瓦造价千差万别，但不断推涨却是共同的内在动力。从政府规制的机制上，这两年已经开始对过去单纯以个别成本定价进行否定，新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上游成本的无限扩张。对输配电方，则为历史价加新增因素的定价方式。这还是一种不能约束成本的老的机制。规范的独立的零售方，目前我国还基本处于空白。规制电价有两种模式，一是运用不同的机制直接规制电价，通过计划手段实现传导；二是运用不同的体制规制电价形成法则。目前，无论是发电方还是输配电方，我国还基本停留在运用不同的机制直接规制电价的模式。改革的终极目标应是发电方、零售方都在市场体制下，按照政府规制的法则，竞争形成电价。输配电方，则由政府运用新的机制直接规制电价。第四，从机制上讲，电价问题目前的情况是市场、计划“并行相悖”。发电方主要是火电厂，燃料受市场机制影响较大，而电力价格一方面受定价政策的计划机制刚性约束，另一方面受电网企业所谓市场机制的约束和控制，承受着压量、限价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输配电方在销售电价上受政府计划机制约束，在购电电价上按不完全市场机制获取有利于自己的控制权收益。另外从财务管理目标上讲，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电厂追求利润最大化，谋求煤价低、电量多、电价高。电网追求利润最大化，谋求电量多（形成有利于电网的竞价格局）、购电和输配电价格低、售电价格高。政府追求电量充足、销售电价合适并尽可能低，资源配置尽可能优化，电力事业本身的发展和社会价值最大化。

创新机制多途径谋求解决之道

基于上述分析，当前，我们应当创新思路和机制，运用政府规制来形成清晰的资产边界和明细法则。在电煤供应上，要大力发展各种所有制的煤矿，坚决限制和打击煤炭生产企业串谋。鼓励发展水电、核电、天然气电、风电，这样就使电力的发展不受制于燃煤供应，同时又改善了电力的结构，加快了能源多样化步伐。在需求上，要加强科学规划和管理，辅之激励与约束手段，重在激励。在体制上，输、配分开势在必行，固然步伐需要稳妥，但不能稳而不动。主辅分离是当务之急。而在电价结构上，不仅上游要竞价，中游定价，下游逐步竞价，而且要细分结构电价，上、下游联动，建立起中游不阻塞、不沉淀的传导机制。诚然，目前的重点是对仍然垄断的输配电网按照固定的利润核定电价，但由于上游浮动价格、中游特殊价格都与下游错位，且结构过于简单，使供求曲线错断，调节杠杆乏力。因此，上、下游要加大峰谷、丰枯及不合格电量电价权重，中游增加特殊或辅助服务电价等，且所有电价信息公开披露。

另外，在电网这个垄断环节的责权利和绩效考核上，可以考虑对成本、资产收益方面的财务比率、主业发展、安全和服务等数据，横向比较，公开考核。加大对电网超额垄断利润的监控。鉴于电网利润属于政府许可垄断的特殊行业利润，直接来自公众利益，对其区域、省、市、县各级电网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的个人所有收入（包括实物福利）实行向价格主管单位和监管单位进行申报备案的制度，并作为核价和监控的参考。

作者简介：徐新桥，湖北省发改委能源处处长，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专业经历与成就：曾赴日本、美国；应邀作为VIP 出席新加坡国际电力管理大会，并宣读论文。在美国《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等杂志发表论文20 余篇，科研成果10 余项，其中《企业信息系统构建模式与方法》获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