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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将军
傅作义1930年参加阎、冯反蒋战争，任津浦线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绥远省、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司令。1949年1月底，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率部起义，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是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4年4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傅作义是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人，生于1895年6月27日。祖上世代务农，他的父亲傅庆泰，生有三子一女，长子作仁，三子作良。傅庆泰起先从事背人过黄河(从河叉到渡口)的苦力活，每背人过河一次得制钱两枚。后被雇为船工，久之稍有积累，同人合伙租船，从河津运煤到潼关。积利渐多，得以买船独家经营运输。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西太后逃往西安，傅庆泰运煤售给皇家，得利甚厚，旋设立了若干商号，成为荣河县有名的富户。傅庆泰因出身贫微，不为邻里所重视，乃决心让作仁、作义二子投身军界，以提高社会地位。
傅作义年幼丧母，由继祖母傅王氏抚养。因他聪颖，记忆力过人，深得祖父母的钟爱。有一天，私塾先生讲授《论语》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时，他的叔父傅庆玉和哥哥傅作仁记不住，而在书房外玩耍的傅作义却背得烂熟。傅作义六岁进本村私塾读书。后来到离村五六里的白马庙上学。那时他读《论浯》、《孟子》和《左传》等，理解力很强，唯独珠算课成绩不佳。他请求同学帮助，反受讽刺，遂决意刻苦攻练。终得满分。通过这件事，他得到了启迪。从而树立了干什么事，只有自己努力才有听成就的观念。后来给孩子们起名也叫自励、自奋、自勉等。七八岁时，最喜爱游泳，他在小池塘里不能满足要求，就偷偷到黄河里去游。骑马也是他喜爱的一种活动。一般小孩不敢靠近马，怕踢着，他骑上没有鞍子的马，奔驰于村东和村西，毫无惧色。春季农村常有旋风，那时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说旋风是鬼。当有旋风时，其他小孩都喊“鬼来了”，即跑开，他却跑进旋风里用树枝棒乱打，过后哈哈大笑，说：“我和鬼大闹了一场。”因此，村里有人背后说：“这个孩子天下怕，地不怕，长大了，好了可能成才，不好，很可能是傅家的败家子。”
1905年，傅作义进荣河县立小学读书，功课成绩名列前茅。1908年升入运城河东中学。次年，同张金强女士结婚。1910年考入太原陆军小学。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剪掉辫子，参加山西起义，担任学生军排长，奉命随起义军总司令姚维藩开赴娘子关抵御清兵，后闻山西起义军副都督温寿泉率敢死队南下，偕同薛笃弼等追至运城，参加李岐山率领的起义军攻打临汾城。1912年，他被太原陆军小学保送到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深造(亦称军官预备学校，。放假回家时，告诉父亲因郊游欠了二十两银子的债。傅庆泰未责骂一声，即带他到黄河边，父子二人脱掉鞋袜下水。时值初冬，水冷刺骨。傅庆泰告诉他：“我的银子是这样挣来的。”回家后，父亲在秤银时手不停颤动，二十两银子，取上放下，秤了约计半小时。从此，傅作义生活一直简朴，从不多花一文。1915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种。1918年，毕业分配回山西，在阎锡山部第十团当见习军官，不久转任排长、连长、营附，第三年升任第十团少校团附兼团技术队长，负责全团的军事训练(体操、射击、劈刺、投弹)。每天拂晓，他总是亲自带领部队急行军三四十里；训练场上，他身着士兵服装，每项课目自己先做示范动作；他尽量设置难度大、近似实战的场地和障碍，从难从严要求部队。在全省军事技术比赛中，该团获得第一名。傅作义因此得到阎锡山的赏识，并为同僚所称赞。1922年，傅作义任第四团一营营长。他能叫出全营八百士兵的名字，熟悉每个军官的性格和优缺点。他关心全营官兵，逢年过节要赏给士兵猪肉、粽子、月饼等；知道某人有困难，就解囊相助。因此，全营官兵乐于服从他的严格要求。
被毛泽东主席赞为“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的傅作义，不仅是一位中外闻名的抗日爱国名将和对酷爱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而且又是一个十分酷爱水利事业的人。早在傅作义主绥远初期，他率部进驻河套西段(后套)，发动官兵开展大规模屯田运动，并在那里大力兴修水利。当时，10万部队就是10万水利大军。
1941年，他派出所部第17师的全体官兵约3000人，帮助地方兴修水利，直接引用杨家河水浇地，使3万多亩耕地及时得到灌溉。人们认为，只有傅作义统率的军队才能做得出来。后来，人们将这渠命名为“机缘渠”，以示对傅作义的颂仰。1943年春，傅作义决定以军队为主，以民工为辅，开挖复兴渠，以改善五原、晏江两县的引水设施，扩大水浇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在修渠过程中，傅作义亲临工地视察，在施工中，团级军官带队，各师师长在工地现场指挥。尽管当时条件困难，生活艰苦，但广大官兵风餐露宿，夜以继日战斗在工地上，终于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了挖渠任务。
从1941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傅作义带领部队在后套所挖的渠道宽15米以上的干渠达1700多里，宽3米以上的支渠，超过1万里，可谓渠道纵横，渠水遍地。水浇地在1千万亩以上。利用河渠养殖的鲤鱼，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鸿雁、鹭鸶等水鸟昼夜成群，盘旋栖息不去。后套被人们誉为“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由于河套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管理得当，农牧皆宜，部队和老百姓的农副业生产不断获得大丰收。因此，屯田运动的开展和水利建设，促进了绥西生产的发展，繁荣了经济，也体现了傅作义治军治水并重的指导思想。
傅作义从1954年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后连任。还担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为褒奖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从出任第一任水利部长起，到逝世前一年恳辞批准，一直工作了23年。他踏遍了全国的山山水水，从天山脚下到莎经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三角洲的水利电力工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发生严重水灾时，傅作义亲赴抗洪抢险第一线，对新中国的水利电力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毛泽东曾嘉奖他说：“对水利这一行，他是钻进去了。”
傅作义生在黄河之滨，青少年时期家乡的黄泛灾害，在他的心中留下了许多苦难的记忆，主政绥远时，对水患感受颇深。当上水利部长后，认为这是实现他多年追求的“为民造福”夙愿的绝好机会。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每年都用大量的时间深入各大中型水利、电力工地，调查研究，检查指导，从南方的珠江到北方的松花江，以至天山南北，无不留下他的足迹。1957年夏天，他参加三门峡水电枢纽工程开工典礼后，冒着酷暑，沿黄河视察。有时晚上就露宿在黄河河滩上。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经周恩来总理派专家抢救，病情才有好转。他在20多年部长任内，为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1972年10月才因病辞去部长职务。
1949年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傅作义看似有些恐慌害怕，说话都很不自然。他一见毛泽东，就立正说：“我有罪！”毛泽东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说：“不要这样说。当初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抢掠了我们多少文物珍宝啊。现在，如果我们自己毁了紫禁城，破坏了那些文物古迹，那是要被子孙后代唾骂的。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应该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假如说，你过去有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然后，毛泽东亲切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就像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当毛泽东问他愿意做什么工作时，傅作义回答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黄河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接过傅作义的话说：“你对水利感兴趣？黄河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将来你可当水利部长么！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可能是这次谈话，傅作义建国后的工作就此确定下来。傅作义刚任水利部长时，水利部领导中却有人认为他是非党人士，有意贬低、刁难他。傅作义到水利部会堂开会，有人故意把他的汽车转停到偏僻远处；对他以部长名义批示的文件，有不同意的表示。于是，傅作义对所有文件在看过之后，不加任何批示，而由某副部长批示，并形成惯例。傅作义并不介意这个。后来，毛泽东发现水利部文件批文没有了傅作义的名字，敏锐地发现问题，深叹一气。
北京市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公园举行，毛泽东和傅作义应邀观看比赛。毛泽东看到一半，就约傅作义离开会场，出去走走。走到祈年殿时，毛泽东风趣幽默地指着修补过的天坛一角，问傅作义：“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
那是1949年为阻止蒋介石企图派飞机运走傅作义的精锐武器和一部分亲信骨干，而被解放军的炮火轰坏的天坛一角。傅作义以感谢的心情会意地笑笑，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墙补也补不得啰。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毛泽东说，“是不是我们共产党内有人怠慢你？”“哪里，哪里，您不治我的罪，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傅作义说，“我体会《共同纲领》是四路纵队(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毛泽东听了，深沉地说：“是的，但是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哩！”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下，傅作义全身心地投入国家水利建设。他说：“咱们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踏实工作的义务，没有其他要求的权利，干任何事情都要多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少计较个人得失，这样心情就会豁达多了。”傅作义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从1949年起担任水利部长，直到1974年逝世，他在位长达23年，他的后半生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淮河、海河等许多水利工程，都有他的足迹。他几乎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三门峡工地、治淮工程和密云水库工地等第一线研究指导工作。
1951年，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一起视察淮河，在去洪泽湖蒋坝途中，有约15公里路程汽车无法通行，他坚持和大家一起步行前往。他出差，按规定可以坐火车公务车(在列车上单挂一节专用车厢)，但他从来不要，他说和工作人员合要一间包厢(4个铺位)就够了。
建设三门峡水电站时，傅作义从黄河下游一直视察到潼关。走到陕县，气温高达40摄氏度，屋里的家具都烫手，坐着不动也是一身汗，他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仍然不愿多休息一会儿，坚持按计划视察。他每到水利工地，不但了解工程情况，就地解决问题，还要看看工人住的工棚，民工的伙食情况，问寒问暖，关心群众的生活。他有胃病，需要少吃多餐，但他在出差时就带些馒头干，不时地嚼两口。
繁重的工作压垮了傅作义的身体。1962年初，中央考虑傅作义的心脏病比较严重，安排他一家到广东休养。他表示，如果只是休养，他不想去；如果让他做些工作，他可以去。中央和广东省委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到广东后，他先后视察了花县水库、新丰江水电站及新会、佛山、高要等地的水利工程。每到一座水库，他都是先服了预防心脏病的硝酸甘油药片，然后登上坝顶，了解情况。
傅作义常说，旧社会坏就坏在那个制度、那个体系，想做的事做不成；新社会好就好在这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一切难办的事也能办成。作为民主人士，傅作义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可谓典范。据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说，他是以戴罪之心投入人民怀抱的，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他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说起这一点。中共中央对他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他十分尊重，曾规定，水利电力部的领导要定期去傅作义的住处汇报工作，征求他的意见。共产党相信他，他也相信共产党，有人攻击民主人士都是招牌，有职无权时，他反驳说：“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肝胆相照，没有感到有什么隔阂。”
当时的水利部在和平门内西半壁街吕祖庙的一个院子内。水利部当时机构精简，只有300余人。部长和一般干部几乎天天见面。傅部长还是穿着布料中山装，每天按时上下班，有时还作工间操，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他把钓鱼台捐献给水利部，并在此建了幼儿园，以后建为国宾馆。在一年一次的全国水利会议上，他自己拿钱宴请各省市、自治区代表。每逢有大的运动和全国水利会议，他都作报告。使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经常强调我们水利部是在毛主席和共产党员领导下工作的。在抗美援朝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说，他向毛主席提出申请，愿意赴前线去抗美援朝。傅部长不辞辛苦经常出差。据同事说，在1950年踏勘黄河三门峡时，曾在黄河滩上露宿一夜。
1952年初中央决定在长江荆江段修建荆江分洪工程，以确保江汉平原几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型水利工程。解放军七个师和十几万民工参加施工。由于工程量大，又逢当地梅雨季节，给施工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工程的进展十分关心，如三月前完不成任务，就前功尽弃。为此，毛主席题词“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并派傅部长率团带着绣有毛主席题词的锦旗去现场视察工程，慰问广大军民。总指挥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傅部长的讲话和慰问给广大军民很大的鼓舞。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万军民的奋战，工程如期完成了任务。第二年即分洪，发挥了效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岳城水库是河南、河北两省的跨省大型水利工程，承担下游十余县的防洪和河南、河北两省300万亩土地的灌溉任务。工程由水利部直接负责设计和施工。国务院和周总理很关心工程的建设，1966年4月5日周总理还亲临现场视察施工。由于全国红卫兵的大串联，把铁路大动脉搞乱了，有时急需的施工材料不能按时运到现场(大铁路直达工地)，迫使工程不得不停工待料。但是水利部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批斗，机关已陷于瘫痪。傅部长知道工地停工待料后，亲自给铁道部门有关方面去函，解决了施工待料的燃眉之急。在这样的严峻的形势下，傅部长仍关心一个工程的具体施工问题，实在令人钦佩。
特别是周恩来、邓颖超对傅作义无微不至地关怀。毛泽东、周恩来经常邀请傅作义到家里做客、看电影。彭真、薄一波和其他中央领导与傅作义常有来往，习仲勋每逢遇到水利部的人都要问问傅作义的健康情况。1957年，傅作义在山西考察时心脏病突发，周恩来立即派飞机和医生前去抢救，并派邓颖超专门看望，鼓励他战胜疾病。周恩来每到外地带来些瓜果蔬菜，都会送给傅作义一些。1962年8月，邓颖超致信傅作义“我和恩来于昨晚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带回些在那里买到的深州蜜桃和该地产梨以及起士林制的花生糖，请您和嫂夫人尝尝，藉助你们健康和长寿”。傅作义在小酱坊胡同住的是一座小楼。傅作义有心脏病，上下楼十分不便，周恩来得知后，责成有关部门盖了一座平房，请傅作义在那里办公。傅作义在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每年桃子成熟后，他都挑选最好的送给关心他的中央领导人。1974年4月中旬，傅作义在弥留之际，周恩来拖着病重的身体去看望他，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傅作义嘴角颤抖着，眼含泪花。
解放前，傅作义为了给集体福利积累资金，开办了工厂和贸易公司，所赚的钱多用于编制外人员的开支、阵亡将士的抚恤以及创办学校等。解放后还有380余万元。除了1962年40万元购买公债外，其余全部上缴国家。毛泽东批示：将款存入人民银行，仍归傅作义支配使用。但傅作义分文未动，1974年他病危时，全部上缴国务院，做到了“公私分明，清白一生”。
傅作义晚年最大的愿望是看到祖国的统一，他对台湾的故旧十分想念。他说，我无时不怀念由大陆到台湾的旧日的朋友和同事们。1974年2月，傅作义说：“25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确实是一件最正确的事。我现在仍然要劝说你们，你们今天听不进去，但不久的将来就会听进去的，会相信我的话的。当时的奋斗目标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大陆解放仅仅20余年的短暂时间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把一个贫穷落后、受人欺凌侮辱的旧中国，一变而为崭新的、强大的新中国。”“台湾是中国人，台湾和大陆是同胞兄弟。为什么不能一块来干？为什么不能一起来分享光荣呢？”
祖国的统一大业时时萦绕在傅作义心中。他多次在政协会议上发言和在报刊上撰文，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呼吁“国民党军政人士走到人民方面来”。1972年2月25日他出席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的告别宴会后，当晚致函尼克松，称赞他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是明智行为，接着严正指出，美欲谋求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必须同中国合作；而欲同中国合作，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放弃支持台湾的错误态度。1973年他抱病主持全国政协召开的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26周年座谈会，他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阻挠破坏不了的”
1972年傅部长因病辞去了水电部部长职务。他在水利水电战线上辛勤工作二十三个春秋，跑遍了祖国七大江河和内陆河流。与傅部长共事多年的钱正英部长为纪念傅部长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中说：“傅部长对水利水电一片赤诚，……对水利水电工作有很精辟的见解，……水利水电战线的职工深切怀念对中国革命胜利和水利水电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傅作义先生。”
1974年，傅作义病情加重，周恩来总理抱病到医院看望他，对他说：“毛主席说你是对人民有大功的人。”傅听后感到十分欣慰。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医院病逝。23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高度赞扬傅作义对抗日战争，北平、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他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所贡献的力量。扶今追昔，饮水思源，在2012年来临之际，深切怀念傅作义先生，在此致以崇高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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