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正英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7月4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钱正英同志亲属。
钱正英同志是我国水利和电力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出席座谈会。
古往今来,治水从来都是治国兴邦的重要内容,其中又总是蕴含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与人生起伏。钱正英,这位新中国水利部第一位女部长,参与和领导中国水利事业60余年,新中国所有大江大河上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几乎都留下过她闪光的足迹,都有她的心血与汗水。
违背父愿与水利结缘
钱正英的父亲早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并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父亲在钱正英幼年时就有意培养她继承自己的事业并为她规划设计了一条人生道路:中学——大学——赴美留学——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工程师。
钱正英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上小学的时候,她就不断地跳级,1933年,刚满10岁就进入了中学。正当她以为会按照既定的方向前行时,老天爷却和她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钱正英曾回忆说:“1936年,我刚初中毕业,那一年,汉江因洪水发生决堤。我几乎每天都陪着父亲去江边看水尺,就怕水位上涨。那些日子里,父亲回到家里总是唉声叹气的,诉说官场腐败、包工作弊、工程难办……当年冬天,父亲在戚墅堰电厂找了个工作,就把武汉的工作辞了。从此,他不但自己决心不搞水利,而且告诫我,以后可以搞建筑,但是绝不可搞水利。”
1939年,钱正英怀着“做中国第一个女工程师”的理想进入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并入上海同济大学)。当时,大学里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活跃。钱正英在一片革命的呼声中“投笔从戎”,走上了革命道路,194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钱正英似乎天生就注定是大江大河的女儿。1942年,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破坏,钱正英和其他学生党员紧急撤离,奔赴淮北解放区。不料次年淮河泛滥,这位学土木工程的“优绩生”成为了堵口复堤的技术负责人。解放战争期间,她又担任起了山东省黄河复堤防汛工程的重任。自此开始正式投身水利事业。
新中国最年轻的女部长
钱正英的一生都与水利事业命运与共,就连她的3个孩子的名字也和水有关。有人问她在半个多世纪的治水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她风趣地回答:“我3个孩子的出生,恰恰就在我的三段挫折期。”
钱正英的大女儿取名“汇”,意指3年治淮,出生时恰逢淮河内涝;儿子取名“洪”,出生时正值1954年淮河洪水泛滥;小女儿取名“清”,即1960年三门峡水库蓄水,黄河水清。
在钱正英的人生履历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她年纪轻轻就当上部长的传奇。1950年3月,年仅27岁的钱正英被破格提拔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女部长。据说在讨论名单时,曾有过不少争论。很多人提出:“黄毛丫头怎能当部长?”原内务部部长曾山当时力排众议,大力推荐她。“丫头部长”之誉自此不胫而走,以至日后国家主席李先念在见到钱正英时,也开玩笑地说:“啊,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1970年至1974年,钱正英先后任国家水利电力部革委会副主任、副部长。1974年至1988年,钱正英又担任国家水利电力部部长、水利部部长,执掌水利部。20世纪80年代后,钱正英先后当选为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不过,她曾风趣地说:“我当政协副主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耕耘‘自留地’——搞水利。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当政协副主席。”1997年,因为在水利事业上的杰出贡献,钱正英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每当忆及往事,一幕幕都会闪现在钱正英的脑海里,并且化作她时时鞭策自己多为人民群众办好事的精神力量。她说:“1991年春,当三峡论证报告获得全国人大通过时,人民大会堂里掌声雷动。在掌声中,我想起了许多往事,也想起了我的父亲。当他带着美好的愿望从美国回来时,当他在武汉为不能实现愿望而苦恼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当年的这些愿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逐步实现了。”
见证新中国水利史
钱正英参与了众多的水电工程建设,领导解决了多项施工中的重大技术难题。我国三峡工程的质量把关人就是她。在三峡大坝一期与二期工程建设期间,钱正英被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任命为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组组长。她坦言:“我经手的大大小小水库确实数不清了,但修一个水库就挨一次骂。当初,我接受三峡论证任务时,连家里孩子都反对说‘你想干啥呀?你做了那么多工程也可以了,还想再找一个挨骂的事情?’那几年日子不好过。我是有历史责任感的,三峡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有责任弄清楚。”
为此,钱正英聘请了21位特邀顾问、412位各行各业专家,成立了14个专家组,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复核和重新评估。原来规定的论证时间要一年,实际上却花费了两年零8个月。不少人都提出了不同意见,就在最后一次论证中,仍有9位专家没有在报告书上签字。报告提交后,国务院认为决策兴建三峡工程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遂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提请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最后赞成票占多数,议案被通过。
在担任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组组长期间,钱正英每年都要到工地跟踪检查。在三峡枢纽工程建设任务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全部完成之际,钱正英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而是重新审视着中国水利的发展历程,审慎地提出:“新的矛盾出现了”,“中国正处于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过程中。”
1988年离开水利部后,钱正英开始反思和总结过去工作中的问题。她首先约请了一部分老同志,共同编著《中国水利》一书,回顾与总结新中国水利建设所走过的道路。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钱正英结交了其他领域的许多朋友,开始“跳出”水利,站在水利部门之外看水利。
与水打了60多年的交道,长期以来,钱正英都抱着谨小慎微的态度对待工作。她坦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对三门峡水库这个让钱正英付出过无数心血进行改建的水利工程,这个顾了发电灌溉却造成上游渭河河道淤积、导致渭河发生大洪灾的问题工程,钱正英既感慨而又沉痛地说:“在新中国水利历史上,应当讲教训最深刻的就是三门峡工程。如果当年三门峡没有建,现在我们解决黄河的问题,就不会选择修建三门峡的方案。当然三门峡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但如果以现在的认识水平来考虑黄河第一期工程,我们可能会选择建小浪底,而不是建三门峡。即便是建,也不用当年的设计方案。”当新疆塔里木河出现断流,她焦虑地坦言:“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时的责任。”
钱正英说:“水利选择了我,我选择了水利。水利涉及天、地、人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在取得胜利和成绩的过程中,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从失败和挫折中,我学到很多知识。这使我深深地感到,我所得到的知识,是人民以血汗代价换来的,这些知识不属于我个人。我个人就像计算机的存储器,几十年来水利的经验,特别是犯过的错误和所走过的弯路,都存储在这里。我余生的责任,就是要把存储的这些东西都交出来,还给人民,尽量化为成就,以补偿过去遭受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