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潜艇的“守护神”——纪念赵仁恺院士诞辰100周年

简介：赵仁恺(1923年2月16日~2010年7月29日)，汉族，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国核潜艇副总设计师之一，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等。

赵仁恺于1946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机械系并参加工作，1956年至2010年期间从事核动力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历任中国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院室副主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科技委委员、高级顾问，原中国国防科工委潜艇核动力装置总设计师，中国国家核安全局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家863计划能源技术领域第二届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等职务，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0年7月29日，赵仁恺院士因病去世，享年87岁。

“我活着是为什么?是为着自私自利走向反动，还是为着广大人民发挥我们工人阶级崇高品质，为着建设一个美丽的共产主义社会事业而奋斗。凡是稍有良知，稍有正义感的人，必然可以自择何去何从。”

这是赵仁恺写在入党申请书里的一段话，即使你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你一定知道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中国第一座核动力反应堆、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这里的每一个“第一”，都离不开赵仁恺。他生在一个入夜后的中国，却在暗夜里逆朔风，守明灯，用并不厚实的身躯“扛起”一艘大船，完成了一个驶向深海的传说，挺起炎黄子孙不屈的脊梁。

生在入夜后，一寸丹心图报国

1946年大学毕业

1923年2月16日，100年前的今天，江苏南京一个赵姓大户人家里，一名男婴呱呱坠地，父亲欢喜，为他取名“赵仁恺”，并对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孩寄予厚望。

赵仁恺并没有从他原本富足的家庭中得到太多，相反，他的童年命运和彼时的中国颇为相似，长夜弥漫，不见天光。

1926年，赵仁恺的父亲身染恶疾去世，年仅3岁的赵仁恺与母亲一同被赶出了家门，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年代辛苦求生。天下父母，为子女计，赵仁恺的母亲何敏贞也不例外，她节衣缩食，用省下的所有钱财将赵仁恺送进了南京实验小学读书，正是这个在当时为数不多的传授数学、物理等近现代科学知识的学校，为赵仁恺打开了一座新世界的大门，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教习，又为他留下“立身为公、立德为民”的思想烙印。

1937年，日本揭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国家苦难日益加深，一个初冬的早晨，何敏贞带着一家人踏上了逃难的旅途。因为母亲的果断，赵仁恺逃脱了南京大屠杀的厄运，但他们一路颠沛流离，行至安徽，又到湖北，最后落脚四川江津，一年的时间里，狂轰滥炸的敌人、饥寒交迫的窘境、险失亲人的焦虑、如影随形的死亡、翻山越岭的劳苦，都将曾经的孩童打磨成了一个拥有着钢铁意志和忧国忧民思想的爱国少年。后来赵仁恺回忆，即便到了江津，日子也并不安稳，日军时常进行轰炸，他在国立九中上学期间，老师们经常安排大家上完两节课、吃过一顿稀饭后，去两公里外的坪顶山上躲警报，在小小的岩洞里，大家感受着地面轻微的震动，那就是有空袭发生的证明。一直到下午两点，才回到学校，吃第二顿稀饭，继续当天的课程。

那个热血少年坐不住了，他偷偷剃了头，收好行囊，准备去参军，“临出门，被我的母亲拦了下来。” 很难想象，生长在封建社会的何敏贞向赵仁恺问出了一个令很多苦难时代的人们辗转反侧的问题：你想救国于一时，还是救国于一世。赵仁恺说，他听完母亲的话后认真思考，年少的自己因为营养不良个子又瘦又小，在军事方面也并无建树，上了战场发挥不出什么作用，可自己的成绩非常突出，尤其是在数理化知识方面，他也相信自己如果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在更大更广阔的战场大显身手。

经历了这些，赵仁恺的心里只剩下一个愿景，“一寸丹心图报国”。在呼啸的轰炸机声中，他专注学业，埋头苦读，1942年，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专业。当时的学生里广为流传着“顶天立地”“空前绝后”两句话，“顶天”就是下雨没伞，光着头淋雨，“立地”就是鞋袜破着洞，双脚直接踩着大地;“空前绝后”则指裤子的膝盖或者后臀部穿破了也没有新的可以换。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中，赵仁恺甘之如饴，他像一块缺水的海绵，那些数学、物理、结构力学的新鲜知识如同源源不断的水流灌向他，让他不断变得充盈。

“那是非常扎实，非常实用的知识。”赵仁恺回忆，得益于这段学习经历，让他毕业以后能从事的工作范围很广，飞机、火车、电厂、机械厂，基本所有机械方面的工作，他都能胜任。而核动力工程也属于工程技术，更多地与机械热能动力技术结合，所有与工程机械有关的东西它都有，因此，在之后与核动力事业的接触中，赵仁恺能轻松将两者融会贯通。

1946年的夏天，赵仁恺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了，他踌躇满志，准备为祖国闯出一番大名堂，开辟一番大事业。

黎明虽至，不敢松懈

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四位总师(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毕业后的赵仁恺进入南京永利宁厂成为了一名技术员，他从学写工程字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工程师的道路。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新中国成立了，社会上下涌动着喜悦的热潮，但赵仁恺不敢有丝毫松懈，他知道，黎明虽至，天光已亮，但在大千世界诸多资本主义强国的包围下，我们的国家依旧需要不断变强、变强，变得更强!

1955年，在永利宁厂亮眼的技术优势让赵仁恺被抽调到北京，进入化工部化工设计院。在这里，他仅用一年时间就自行设计出四川化工厂年产7.5万吨合成氨装置，时任化工部设计院党委副书记的张西蕾十分欣赏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极力推荐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到后来年近古稀，他依然能脱口而出当年的宣誓：“积极工作，精通业务，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他确实做到了。1956年，赵仁恺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正式踏上核工业战线，并为此奉献了一生。当时的原子能所大咖云集，钱三强、王淦昌、彭恒武，这些熟悉的名字都变成了赵仁恺的同事，尤其是时任原子能所所长的钱三强，对赵仁恺尤为器重。赵仁恺回忆，最初自己担心跨专业的知识不过关，不能胜任工作，正是钱三强拍着他的肩告诉他，“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你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至于其他的知识，慢慢学，没问题。”

赵仁恺没有辜负钱三强的期望，他不仅在原子能所发光发热，更被派往苏联，广泛学习了核物理、热工水力、流体力学、辐射防护等专业知识，并把他们运用在了我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上。1958年，这座反应堆达到临界，标志着我国第一个核反应堆达到了正常运行水平，这个昔日神秘而坚固的“堡垒”逐步被打开缺口。

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早在1954年和1957年，美国和前苏联就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这是有核国家“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中最有效的二次核打击手段，也是一个国家具有战略核反击能力的标志。

赵仁恺一直记得那个夏天，他接到任务的时候天气还很热，时任二机部设计院院长的冯麟将他叫进办公室，一字一句告诉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那就是研制核潜艇。

核潜艇，这是赵仁恺此前从未想象过的三个字，一个关乎国家命运前程的武器，此刻交到他手中，竟然就是这样轻飘飘的三个字。“我愿意!”是啊，赵仁恺怎么会不愿意呢，母亲曾告诉他的“报国于一世”，就是现在，入党宣誓时所说的“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就是现在!

同年9月，二机部核潜艇动力研究设计组正式成立，共计18人，赵仁恺任组长。最初，大家依旧把希望放在前苏联身上，希望能获得“老大哥”的帮助，但苏方对于涉核的高精尖技术高度保密，以“中方仓库未搞好”“中方保密条件不理想”等借口一拖再拖。迟迟等不来援助，赵仁恺知道，这些科技哪怕花钱也买不来，想要做成，还得靠自己。

为了理清建设思路，赵仁恺提出了初步方案：首先从物理和热工结构上选定适用于潜艇核动力反应堆的最佳堆型，根据反应堆功率大小，确定燃料元件的铀富集量、元件包壳材料;突破核物理在堆芯布置的计算和提出各项零功率试验计划。随着技术攻关工作的深入和问题的不断涌现，到1959年底，赵仁恺已经在笔记本上梳理出1500多个技术问题，他知道，这将是一场新的“长征”。赵仁恺说，这场“长征”有太多人在默默付出，他仍记得一件小事，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大家必须用手摇计算机验证计算方法，为此，大家轮番上阵，“人停机不停”，每个人的手上都是水泡和血痕，没有一双手是完好的。也是在这样的“拼命”中，仅用了22个月，《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草案》问世了。

托起一轮崭新的太阳

1985年现场试验归来 赵仁恺(左二)

事情没有因为赵仁恺和同事们的“拼命”而一帆风顺。时值三年自然灾害，“两弹”研究又迫在眉睫，1961年，国家对尖端武器研发方针进行了调整，其中核潜艇就属于“让路”的行列，赵仁恺也被抽调去参加原子弹的研制。

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赵仁恺尽心尽力做着自己的工作，心中却始终挂念戛然而止的核潜艇项目，1964年，伴随着大漠深处蘑菇云升起，赵仁恺更加坚定了信心，原子弹能行，核潜艇也一定能行!

1965年，一篇《关于原子能潜艇核动力研究工程研究所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递交给了中央专委，周恩来总理牵头研究批准后，决定全面开展核潜艇研制工作，并于1970年之前完成先于核潜艇建在陆地上模拟潜艇实况的试验1:1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赵仁恺也被任命为潜艇核动力研制部副主任兼副总工程师，而另一位副总工程师彭士禄，在赵仁恺离开的日子里，也进一步完善了核潜艇主方案和主参数，让核潜艇的研制更进一步。

在“靠山、分散、隐蔽”的国防建设后方基地方针指导下，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设落户四川大山里，已经42岁的赵仁恺再次踏上征程，离开北方，扎根深山。

当时的条件有多辛苦?“干打垒”的屋子由黄土建成，地面全是泥巴，窗户很小，到了夏天房间就变成了蒸笼，蚊虫肆虐时每个人身上都找不到一块完好的皮肤，赵仁恺有失眠症，到了晚上本就靠安眠药维持，山里的老鼠却叨扰得他无法入睡，但他总是很乐观，“习惯习惯就好了。”

慢慢地，山里的人多了起来，此起彼伏的号子声，拉开了“八千军民大会战”的序幕，九〇九基地也初具规模。

为了图纸的准确，赵仁恺和同事们可以连续加班18个昼夜，验算校对6万多份图纸和数据，查出159个影响工程质量和进度的问题;为了验证用镉控制棒和可燃毒物管与元件装入零工率装置的实验，赵仁恺带领团队进行了连续15个昼夜的运行实验，发现堆内中子注量率分布不均，紧急采取了补救措施;为了确保压力容器与支撑裙焊接时结合部能承受百吨净重和克秒的瞬间冲击力，赵仁恺始终坚守在“坡口”温度高达250摄氏度的焊接现场，不断有工人因高温晕倒被送走，赵仁恺也从没迟到早退过;为了解决装堆小组发现的控制棒导向活塞卡死现象，赵仁恺带领小组10余人连续工作27天，一个一个选配零件，才让设备安装如期完成……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多到没有人能通过一己之力完整复述，但每个人讲的故事里总有一个名字，就是赵仁恺，后来有工作人员回忆，“第一次临界，第一次提升功率，第一次核能发电，这些关键节点都是赵总值班，后来才知道，不是巧合，是他永远都在工作现场，一天假都不给自己放。”

1970年7月25日，堆功率9.6%;7月28日，堆功率35%;7月30日，堆功率63%;7月31日，堆功率92%;8月30日，赵仁恺庄重宣布，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百分百满功率运行!这意味着，核动力装置的设计、总体布置和安装质量得以验证，设备、系统运行中的缺陷得以暴露和补偿。

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交付海军服役，交付现场的核潜艇战舰桥上，只有一个人没穿军装，安静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就是赵仁恺，这艘舷号“401”的核潜艇，饱含着他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的热爱与责任，是他终于兑现的庄重承诺，黑夜里的明灯，终变成高挂长空的太阳，照亮中国阔步向前的道路，让我们摆脱受制于人的痛苦。

以一灯传诸灯，终致万灯皆明

9188南海试验归来

“长征一号”交付后，核动力院长期没有明确的任务和确定的科研方向，科研经费日渐减少，科技人员工作量不饱和的问题日益凸显，大家陷入了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境地，许多人选择了离开，另谋出路。赵仁恺却坚持相信，核动力作为国家战略核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必定会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而且核动力研发技术复杂、周期长，必须有技术储备和预先研究。于是，在缺少经费和支持的情况下，赵仁恺坚持自己动手、自筹经费、自主设计，开展核动力的科研攻关。而他的预研工作，对我国后续推动和发展核动力起到了十分关键的指导意义。

1985年，年过六旬的赵仁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他满脑子依旧是核动力事业，向核工业部上报了相关报告，阐述了核潜艇不能停滞于现阶段，而是更多地投入核动力科研工作。也正是这份报告得到了上级有关部委的批复，解决了经费的燃眉之急，让核动力院从“不知所措”的泥沼中脱离出来。

赵仁恺知道，中国核动力事业想长期发展下去，不能只有一个赵仁恺，他的责任不仅在“送艇下水”，更在以一灯传诸灯，终致万灯皆明。也因此，他总是带头解决问题的那一个，因为他相信，传道授业解惑，口头的教学重要，实践的经历更重要。

1988年，一艘核潜艇在南海进行了深水试验，下水的深度是此前从没尝试过的。赵仁恺要求登上潜艇，一同进行试验，“有什么问题，我现场给你们讲，才更清晰。”在下潜深度达到230米后，艇内突然发出“咔、咔”的响声，赵仁恺马上判断，这是压力变化产生的正常声音，继续下潜!然而，下潜过程中，通讯突然中断，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赵仁恺依旧沉着指挥大家继续下潜，果然，当下潜到一定深度后，通讯再次恢复了。“赵总师是核潜艇的守护神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句话在军队和研究所里流传开来。只是大家不知道，“神”并不是不害怕，参加下潜之前，他特意给家人准备了遗书和礼物，时刻准备“以身殉国”。

核潜艇的守护神还有着生活中可爱的一面。上世纪90年代，计算机在国内开始流行，年轻人用计算机玩游戏、上网冲浪。赵仁恺对这个新鲜事物抱有着极大的热忱，他不仅自己购买书籍，从一下一下敲键盘开始学会了打字，还干起了“老本行”，把计算机拆了个底朝天用以研究内部构造。尽管诸多荣誉傍身，赵仁恺从不在人前提起自己的功绩，反而是2008年，他“驾驶”电动轮椅前往水立方和鸟巢参观以后兴奋不已，逢人便提，开心得像个小孩，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恍惚感受到，赵仁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近一个世纪的深居简出，东奔西走，从来没享受过自己的生活，不是他不想，而是他希望更多人能过上舒坦的日子。

2010年7月29日，我们永远失去了赵仁恺，但他最热爱的物理赋予了他陪伴我们的可能性，宇宙中的原子不会泯灭，他可以用任何你能想象的形态注视着今日之中国是如何繁荣昌盛，而他的那盏灯早就点亮华夏大地，摇曳的光正准备走进千家万户，守护你的每一个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