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建军：欧美国家的能源转型经验教训，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有哪些政策启示？

文丨涂建军（Agora能源转型论坛高级顾问，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客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曾担任国际能源署的中国合作部主任。）

（本文由涂建军在由绿色和平、中华环保联合会、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研究项目三家机构共同举办的"能源会客厅"上举行的讲座整理而成。有删减，文字经作者确认。本文是讲座的上篇。）

今天讲座的内容很难绕开最近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请注意我特意没有用吸引眼球的"能源危机"这个专有名词。提起全球能源供需新形势时，媒体公开报道中会频繁出现一些关键词，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卷化"、"去全球化"，甚至"新冠疫情"和"修昔底德陷阱"等，而从最近的市场供需新形势来说，也能看到"能源价格暴涨"、"拉闸限电"、"运动式减碳"这样一些名词。

要分析全球能源供需新形势，不妨先看媒体上的评论文章，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最近的内容往往都比较耸人听闻，比如，在国外，有人评论说，当前发生的能源危机会逼迫欧洲和中国重新考虑绿色转型议程。在国内，从去年9月开始已经有大约20个省市自治区出现了各种原因的拉闸限电，有关各方对背后原因的解读可谓众说纷纭。

那么，最近能源市场的这种市场波动，是否就是所谓的"能源危机"了？本轮市场波动真的和最近大热的国际层面的净零排放议程或者国内的双碳目标有关吗？中国拉闸限电的表面和深层次原因分别是什么？

一、从全球能源转型的视角解读国际能源市场的大幅波动不到一年前，关于全球能源市场，媒体上讨论更多的还是能源供大于求，或者产能过剩。举例来说，印尼去年9月煤炭价格达到了历史低点，导致有关各方对全球煤炭市场产能过剩表示担忧；国际能源署去年8月还认为明年年底之前全球石油能源市场将供大于求；去年9月还有国际能源专家评论，由于清洁能源发展迅猛，天然气行业供大于求的局面需要通过深化行业改革来予以缓解。

所以，从煤炭，到石油，再到天然气，去年我们谈论的还是产能过剩问题。而短短不到一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出现了天然气现货价格飙升，并导致欧洲地区电力价格显著攀升，10月5号荷兰TTF天然气的期货价格一度达到了1立方8块多钱的水平，而英国基荷电力日前批发价格一度高达4.5元人民币每度。

对于最近的全球市场波动，我个人并不认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能源危机。电力行业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拉闸限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是达到危机水平的具体案例未必很多。今年年初美国得克萨斯出现大规模拉闸限电并迟迟难以解决，叠加新冠疫情以及严寒，应该算是达到了能源危机的严重程度。虽然此次全球能源市场大幅波动并未达到危机的程度，但我们可以从能源危机研究的视角来审视为何会出现本轮全球能源市场的大幅度波动。

理论上来说，能源可以分为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一次能源是指自然界中以原有形式存在的、未经加工转换的能量资源，又称天然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风能等；二次能源指由一次能源加工转换而成的能源产品，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电力，以及冬天取暖用的热能等。有鉴于此，能源危机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分类：一次能源危机和二次能源危机。

回顾全球能源行业发展历程，一般一次能源危机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二次能源危机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历史上一次能源危机与二次能源危机一般不同时发生，原因非常简单，由于行业垄断以及各能源品种之间的替代关系不显著，能源行业长期呈现条块化分割的局面，这句话对于行业管制也是适用的。

能源行业的条块化分割还有另外一个和能源危机相关的重要原因，从全球发电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看，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电力行业最有可能替代煤电的一度是燃油发电，因为那时候国家市场上原油的供给既充足又便宜，但是历次石油危机使得国际油价大幅攀升，导致石油在整个电力行业失去了竞争力。所以能源危机改变了石油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电力行业的命运，这也导致石油危机爆发后，除了部分产油国外，电力行业和油气行业基本是分割开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就会注意到，自从美国页岩革命成功之后，天然气在美国油气行业的重要性持续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在国际能源署提出天然气黄金时代的说法后，虽然天然气的黄金时代并未实现，但天然气在全球电力市场重要性增加却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发展间歇式可再生能源是全球能源转型的重中之重，过渡期内就出现了一次能源危机和二次能源危机之间的关联性大大增加的现象。

深入分析本轮能源市场市场波动，还需要从从理论层面上溯源能源转型的定义。

能源转型虽是能源史的一个基本概念，但学术界对其定义尚无定论。加拿大教授瓦茨拉夫·斯米尔认为能源转型不是短期内发生的颠覆性革命，而是渐进性地通过改变提供热、动力和光照等能源服务技术来源占比的改良进程。而人类历史上已经完成了数次能源转型：

第一次能源转型是随着火的出现，人们通过燃烧薪柴等生物质能源来取暖，这大概发生在100万年前左右；第二次是随着农业的出现，人类知道如何利用光合作用种植作物并饲养动物，把全社会从狩猎捕食中解放出来；第三次是工业革命后出现了以煤为主的化石能源对传统生物质能源的替代。

国际社会对正在进行中的第四次能源转型争议较大，但有一点还是有广泛共识的，即这一轮转型需要是清洁化的转型，并要将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降下去。

如果回顾全球能源转型的历史进程，从能源品种分子所含的碳原子数目的视角来看，这个指标从人类最早使用的木材的大约25大幅降低到现代最清洁的化石能源品种甲烷（天然气）的1。与此同时，能源利用的氢炭比越来越高，如果未来人类社会真的实现了所谓的氢能经济，氢能利用的氢炭比是无穷大的，那么至少在绿色氢能经济覆盖的范畴内就就没有包含碳原子的能源品种的一席之地了。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类社会能源消费增长的历史和能源品种利用的变迁之间可以找到交集以及互动的痕迹。由于历史上发生的每一轮能源转型都曾经对人类社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我们正在进行中的本轮清洁能源大转型，无论是速度、步伐都不可能完全做到有条不紊。

从一百万年前发生人类社会对火的利用到现在正在进行的最新一轮的全球能源大转型，能源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我们对比原始社会时期的能源经济示意图，以及当前的全球能源行业的的能量分配桑基图，不难发现，经过人类社会漫长的进化过程尤其是工业革命后能源科技的突飞猛进，现在全球能源系统是高度复杂的，与原始社会的能源利用复杂程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从这个视角来看，全球范围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以及欧洲地区的电力价格攀升，可以归结为以下一些原因。首先毋庸置疑的是，本轮市场波动肯定和正在进行的能源转型息息相关，因为能源转型就是本轮市场波动发生的时代大背景。具体来说：

第一，以可再生能源为导向的能源转型，叠加部分国家的"弃煤"、"弃核"，在过渡期强化了天然气的重要性。2050年欧盟气候中性、2060年中国碳中和实现的前提条件下，如果届时CCUS的技术经济性还未实现重大突破，天然气在能源行业不见得就还有一席之地。即便如此，在当下能源转型的过渡期内，天然气在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增加的。

第二，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并网需要系统性的中长期解决方案。换句话来说，短期内如果没有一个前瞻性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理论框架和行动方案，确实可能会给经济、政治还有系统稳定性方面带来一些挑战。

第三，本世界中叶的净零排放议程，大幅度降低了欧美国家尤其是国际能源公司在化石能源上游行业投资的意愿，并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有所体现。

另外，也要考虑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欧洲、美国、俄罗斯围绕北溪二号的漫长博弈，英国脱欧后果不断发酵，新冠疫情使得对社会活动水平预测的不确定性加剧，欧洲部分天然气主产区资源枯竭导致产量下降等等。此外，欧盟作为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领袖，虽然成功把能源转型的的议程输出到其他国家，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就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天然气需求大增，也直接导致在国际天然气市场上的竞争加剧。

历史上每次能源危机或者是市场大幅波动的出现都有其偶然性，但其周期性的出现也有其必然性。最近全球能源市场出现了一些大幅波动，完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状况发生后最重要的是各国如何综合平衡长期战略目标在短期内的推进方式和速度，这将在真正意义上考量各国领导层的政治智慧。

二、中国拉闸限电的表面和深层原因关于中国部分地区拉闸限电的表面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煤炭供不应求。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的内涵却相当之复杂而且在短期内难以彻底化解。第二是中央政府按季度进行考核的能耗控制目标，如果比较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的晴雨表与今年9月拉闸限电的省市列表，很难说因此拉闸限电的地区就不存在。当然，由于部分地区非化石能源发电未达到预期水平，也进一步恶化了供需不平衡的矛盾。

深层次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中国的能源行业是一个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混合体--顺风顺水的时候可以享受市场和计划经济的双重红利，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要承受这两个体制缺陷的"双重暴击"。

为什么中国这么一个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煤炭消费国（一个国家的煤炭消费超过全球55%）会缺煤？

第一个原因是，"十三五"期间我国的煤炭行业尤其是开采行业一度是严重的供大于求，所以"十三五"期间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去产能。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范围"十三五"期间一共关停了大约10亿吨产能，而2016年到现在核准的煤炭产能只有大约3.5亿吨， 这直接导致全国煤炭行业供大于求的情况得到有效缓解，并为本轮煤炭价格暴涨埋下了伏笔。

其次，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讲，能源行业肯定是要进行法制化建设的，但是法制化建设在短期内虽然能解决一些已有的问题，但也会引发一些新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曾针对2018年检查中发现的煤矿超能力生产行为进行了点名通报，排在第一名的榆林某矿业公司额定产能120万吨一年，但2018年实际产量高达542万吨，是设计产能的452%。换句话来说，国内设计年产100万吨的煤矿超产到300万吨、500万吨的现象过去在行业内是存在的。但是，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之后，超出审批产能超产煤炭的企业负责人是要入刑的，这个力度非常之大，并立竿见影地遏制了煤炭行业过去普遍存在的超产行为。

能源行业的法制化建设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内蒙古这两年在查煤焦领域的腐败，而且是倒查20年。今年5月公开可见的统计资料显示，内蒙古厅局级干部有62人受到了反腐的影响，县处级227人，对该省煤炭行业的冲击可想而知。当然对其他产煤大省，反腐也在进行时中，在当前的大环境下肯定对煤炭行业的实际产能有所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煤炭供应的价格弹性今年突然出现了断崖式下跌，所以我认为当前国内煤炭行业供不应求、价格高涨的局面短期内恐怕难以彻底解决。

当然，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中国政府对拉闸限电问题的出现是高度重视的。10月8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组织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最高到20%，而且对高耗能的企业上涨幅度不设最高限度。10月9号他还主持召开了国家能源委员会的会议，公开报道中有一些关键词值得注意--"合理建设先进煤电"，"加快输煤输电大通道建设"，"推动煤炭安全绿色开采"，"大力推动煤炭清洁利用"，"纠正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者是运动式减碳"。

拉闸限电后很多地方通过集体"躺平"来倒逼有中国特色的调控手段的出台，这到底是因噎废食呢，还是与时俱进地调整能源转型的步伐，个人认为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无论如何，中国的能源转型既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峰来冲高峰，也要避免一刀切的双控或者是运动式减碳，但是更需要避免因噎废食，不要因为市场出现了一点风吹草动， 就动摇了"30·60双碳目标"这样重大战略目标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