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资本论——人类文明进步的能量源泉》

作者：殷雄 谭建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9月

纸张：纯质纸

装帧：平装

ISBN：9787521708813

节选：能源资本的“基因”(一)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一个描述对立统一关系的命题，叫做“一分为二”，通常指事物内部的可分性和矛盾性。除了“一分为二”，中国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方以智还用“合二而一”来描述事物对立面的交感与同一。方以智认为，“合二而一”是以“一必有二”为前提，每一事物皆有对立的两个方面，相反相因，由此引起事物的运动变化。没有“合二而一”，就无法“一分为二”;没有“一分为二”，也就没有“合二而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两种思想方法的结合，才是真正体现了事物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规律。

能源资本的DNA结构

在客观世界中，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现象具有某种普遍性。物理学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原子核的裂变和聚变反应。核裂变是重元素(如铀-235)的原子核经中子轰击而分裂成两个质量较小的原子核(裂变碎片)，同时产生2—3个中子和β、γ射线及中微子，并释放出约200兆电子伏特的能量。新产生的中子又去轰击另一个铀-235核，再产生新的裂变。如此持续下去，形成链式反应。这是一分为二。核聚变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较轻原子核(如氢的两个同位素氘和氚)，在超高温特定条件下聚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如氦)，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核裂变的4倍)。太阳就是一个核聚变反应的大火炉，地球上的光和热都来自太阳的核聚变。这是合二而一。生物学中的细胞经过分裂进行繁殖，也是一分为二的现象。动物和人类通过雌雄或双亲交配受孕生育子女，植物通过雌雄花粉传授结子，则是合二而一的现象。决定遗传的是DNA，后代身上有父母的各一半DNA。动植物杂交育种，更是合二而一的显著现象。

从宏观上来看，所谓能源资本就是各种具体的能源形态，比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就犹如我们看到的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中所包含的各种物质形态，石头是石头，牛马是牛马，河流是河流。如果从微观来看，把这些我们看到的物质形态予以解剖，便会有新的发现。对能源资本的研究也是如此，对其进行解剖，这绝不是什么“琐事”，而是要发现能源资本的“细胞”构成。只有把这类“细胞”的构成研究清楚了，才能比较彻底地理解能源资本的属性。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两种思想方法有机结合，借用生物学中的DNA结构的概念来描述能源资本，竟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收获。

生物学中的DNA即脱氧核糖核酸，是分子结构复杂的有机化合物，作为染色体的一个成分而存在于细胞核内，组成单位为四种脱氧核苷酸，它们具有物种特异性，即四种含氮碱基的比例在同物种不同个体间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物种间则有差异。生物体的形态特征、生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叫做性状，它们都是由基因控制的。生物的性状传给后代的现象叫遗传，是指亲子间的相似性，它是亲代通过生殖细胞把基因传递给了子代;生物的亲代与子代之间以及子代的个体之间在性状上的差异叫变异，是指亲子间和子代个体间的差异性。遗传和变异在生物界中普通存在。

能源是一切社会化大生产过程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所有社会化大生产活动不可能进行;反过来，仅仅具备这个前提，而没有实际的生产过程，那么能源产业也仅仅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并不是各类具体的能源形态，而是由能源资产转化而来的资本所蕴藏着的抽象的价值。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先决条件，就是要确立一种正规的所有权制度，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另外四个因素：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技术平台的选择以及适宜的市场环境。循着这个思路，我们惊奇地发现，能源资本的这四种组成元素与生物学中的DNA结构的四种含氮碱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如果把能源资本看作是一个类似生物学所描述的DNA结构，那么，正规所有权制度就是这个DNA结构所生长的环境——细胞，而由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四个要素(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就相当于构成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脱氧核苷酸，即四种“基因”，它们的不同组合，构成了能源资本独一无二的遗传特征，也就是具有持续创造价值的功能。由于能源资本是由各种不同形态的能源资产转化而来的，这些不同的能源资产形态具有差异性，说明构成它们的四种“基因”不同，表现在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这种“遗传特征”具有各自的个性。比如，由煤炭资产转化而来的能源资本与太阳能转化而来的能源资本的四种“基因”的构成比例不同，排列组合方式不同，它们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也就不同。这个现象可以看作是能源资本在“遗传”其持续创造价值过程中的“变异”。

按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我们破译了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基因密码”，它是由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这四个类似于含氮碱基的“基因”所构成。

货币资本

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一个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顺次经过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被马克思称为“产业资本”的循环。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只是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

凡是能产生价值的形态，都具有资本的职能。广义的货币资本，包括债券、金融、实物等等，并不是单纯的“钞票”即“钱”。当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欧洲时，他带回了中国人使用的不是金币而是纸币的消息，这让欧洲人大为震惊，欧洲人很快将纸币指斥为炼金术。一直到19世纪，欧洲世界都在抑制表述性的货币。实际上，货币作为价值的载体，它只是资本的一种表述形式，与金币和贝壳没有什么两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货币的表述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现代社会里衍生出的一系列货币形式——电子货币、电子转账，还有如今无所不在的信用卡——也使人们花了一定的时间，才最终接受它们。委内瑞拉发行的“石油币”，也是一种货币形式。总统马杜罗将这种“石油币”称作“委内瑞拉的加密货币”，并称“石油币”的价值基于委内瑞拉石油在国际市场中的价值，每个“石油币”等同于委内瑞拉规格装一桶石油的价格(当时为59美元/桶)。这种“石油币”的物质基础是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石油带上一座油田的全部石油储量，超过50亿桶。现代社会中，资本的表现形式，除了货币之外，还有设备、技术、知识产权甚至社会关系等各种“硬”、“软”形式和“直接”、“间接”形式。

我们以煤这种能源资产转化为电的生产过程为例，来说明货币资本在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中是如何执行职能的。

第一阶段：购买阶段。煤的拥有者(或者原先拥有所有权者，或者是从其他资产所有者手中利用货币资本或其它交换手段获取的)首先以购买者的身份，在市场上用货币支付的方式购买建设电厂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各种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从而完成了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态变化。

第二阶段：生产阶段。煤的拥有者把买来的各种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入到建设电厂的生产过程，从而完成了由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生产阶段是资本循环中带有决定意义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货币资本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建成了电厂，从而把煤转化成为电这种商品。新生产出来的电，不仅在物质形态上与当初的煤不同，而且价值量也增大了，因为其中包含了在把煤转化为电的过程中由货币资本和劳动相结合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第三阶段：销售阶段。煤的拥有者把生产出来、并包含着剩余价值的电卖掉，完成由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形态变化。从电转化为货币，本来是一般的商品流通行为，它之所以成为资本循环的第三阶段，是因为它和剩余价值的生产阶段紧密相连，这个阶段的电在进入流通过程之前已经包含了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循环的这个阶段结束后，资本价值又回到原来的货币形态上，不过终点的货币大于预付的货币，增加的部分就是在从煤到电这个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循环返回到货币形态后，又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就产业资本的运动来看，货币资本是产业资本循环中的第一种形式，它执行的是货币的职能，即在流通中用作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购买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这里，生产资料(煤)是剩余价值的吸收器，劳动力则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这样，单纯的货币职能就转化为一种资本的职能，也就是说，货币转化为资本。

在上述这个资本循环过程中，我们看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货币资本是由这个过程的前一阶段创造出来的，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投入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下一阶段的再生产过程中。在这个由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货币资本的投入成为这种转化的先决条件之一，并且用货币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中，已经凝结了上个阶段所创造的货币资本的价值。能源资本投入到再生产过程的下一阶段之后并创造了更大的价值，这意味着当初所投入的货币资本参与了这种剩余价值创造的过程。正是由于这种循环，货币资本才成为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要素之一，它也就成为了携带着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了。

马克思说：“货币没有臭味，无论它从哪里来。”货币的职能究竟如何发挥，全看货币拥有者的意愿。生物学告诉我们，物种在遗传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异。能源资本也是这样，在“遗传”持续创造价值这种本质属性的同时，也会产生诸如污染生态环境之类的“变异”现象。只有从改造“遗传基因”入手，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这种“变异”。根据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我们以后将详细论述)，把煤这种能源资产作为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原料，它的“遗传基因”中就含有对生态环境进行污染和破坏的约束因子，比如由于技术平台的局限性所导致的污染和破坏。为了消除或制约这种因子的职能，就需要引入“低碳”和“绿色”的“基因”，比如把煤换成风力、水力、太阳能或生物质能等对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程度低的新的能源形态。在能源形态转型的过程中，货币资本可以有意识地投入到清洁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生产领域，从而发挥清洁能源价值发现和创造功能。在这里，货币资本的“颜色”由原来可能是“黑色”或“灰色”而变为了“绿色”。这种“颜色”变化，是由货币资本所处的环境而引起的。这样，就通过货币资本的投入，有效地抑制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的“变异”。因此，货币既没有味道，也没有颜色，全看用在什么环境之中。

人力资本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曾经说过一句无比霸气的话：“我的厂房、机器设备均可搬走，但只要把人员给我留下，几年之后我仍然是钢铁大王。”这句话，正是道出了人力具有资本的属性，可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地持续创造价值。

将资本与劳动进行分解，这对于研究问题是有意义的。作为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单独的要素不能单独起作用。一群工人站在那里，没有资本的参与，则无法生产或创造价值;反之，一大堆资本放在那里，而没有劳动力的投入，也无法进行生产或创造价值。正如人的生命维持需要不同的营养成分，而这些营养成分很少(或绝无)单独地被人体所利用或吸收。因此，对于劳动和资本，既要看到其相分离(既各自执行职能)的一面，更要理解彼此结合才能创造价值的一面。一分为二之后，必须再合二而一。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当人们不航海的时候，舵手是无用的。”同样的道理，有了劳动力，货币才有了购买的对象，正如“有了奴隶制，货币才能用来购买奴隶。相反，买者手中的货币无论怎样充足，也不会使奴隶制成为可能”。一旦劳动力作为它的所有者的商品出现于市场，它的出卖采取劳动报酬的形式或工资的形式，那么，它的买卖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买卖相比，就没有什么更引人注目的了。成为特征的，并不是劳动力这种商品能够买卖，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只有在通过出卖而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时候，才可能从事生产活动。在出卖之前，劳动力是和生产资料、和它的活动的物的条件相分离的。劳动力一经出卖而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它就同生产资料一样，成了它的买者的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的劳动，尤其是一些比较复杂的专业化劳动，不是天生就会的，必须通过专门的培训，劳动过程也是一种培训，“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只能在劳动过程中实现”。现代社会对劳动力的要求更为专业化和技能化，因此，仅仅凭借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通过摸索而掌握劳动对象所需要的专业和技巧，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出现一个对劳动者进行专门培训并将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新课题。

人力资本，也称非物质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人力资本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与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不随产品的出卖而转移。人力资本通过人力投资而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投资，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活资本”的人力资本，具有创新性和创造性，因此，人力资本比物质、货币等硬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1906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在其《资本的性质与收入》一文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费希尔把传统的生产三要素理论改造成为单一的资本要素论，从而原来的多元分配公式，即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息、企业(管理)—利润，也就简化为资本—利息的一元公式了。这就必然将人力划入资本的范畴，从而形成人力资本的概念。费希尔将人力资本的概念及其价值决定问题纳入到了一个严谨、系统的资本与利息理论的统一框架中，这是有关人力资本理论纳入经济分析框架的重大理论创新。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的演说中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和性质。他指出，“人力包括人的知识和人的技能的形成是投资的结果，并非一切人力资源而是只有那些通过一定形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因此，我们把它称之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可以看做是对劳动者投资的一部分，这样可以提高劳动者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增加劳动力的价值”，“人们获得了有用的技能和知识……但是，这些技能和知识是资本的一种形态，这种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慎重投资的结果，而且这种增长完全可能是经济体制最显著的特征。用于教育、卫生保健和旨在获得较好工作出路的国内迁移的直接开支就是其明显的例证”。根据舒尔茨的观点，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经历、经验和熟练程度等，这些资本通过后天投入才能形成。

舒尔茨运用人力资本的概念，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尤其是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复兴)中出现了用传统资本理论无法解释的三个事实。

一是根据传统理论，资本—收入比率将随经济的增长而提高，但是统计资料都表明这个比率下降。舒尔茨认为，这是因为没有把人力资本因素考虑在内。战争虽然破坏了日本和西德两国的物质资本，但并未破坏其充裕的人力资本;再加上这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重视教育的现代国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这使两国的经济发展得以建立在高技术水平和高效益基础上。

二是根据传统理论，国民收入的增长与资源消耗的增长将同步进行，但统计资料显示的结果却表明，国民收入远远大于投入的土地、物质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总量。舒尔茨认为，投入与产出的增长速度之差，一部分是由于规模收益，另一部分是由于人力资本带来的技术进步的结果。

三是战后工人工资大幅度增长，它反映的内容是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舒尔茨指出，这个增长正是来自人力资本的投资。

舒尔茨还进一步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研究。他用收益率法计算了教育对美国1929—1957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研究结果表明，该期间整个美国教育的收益率为17.3%，教育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的贡献占33%。

舒尔茨不仅第一次系统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而且通过努力使其成为经济学的一门新分支，他也因此而被称为“人力资本之父”，并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教育投资，换句话说，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主要靠教育投资。同样，人力资源的质量优劣也主要是由教育来决定的。没有教育，人力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不能形成强大的人力资本。重视教育，就是在开发人力资源和积累人力资本。通过教育，可以将人力资源作为人力资本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