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将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大意义提升至新高度。新战略提出五年来,能源安全问题受到了我国政府和全社会持续深切关注。仅2018年,中央领导就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石油企业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切实为降低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做贡献。2019年10月11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时,再次强调了提高能源安全保障水平、提升油气自给能力、深化国际油气合作的重要战略意义。
为何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特别是油气供给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陡增?分析来看,主要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能源消费持续增长及本国油气资源禀赋欠佳,导致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中东主要油气资源国局势动荡,加剧了国际社会矛盾在非常态氛围中被激化的风险;美国几乎已完成由油气进口国向出口国的角色转换,而中国则成为全球最大的油气进口国,中美两国在油气领域的博弈竞合进一步深化。在此复杂背景下,如何有效保障油气这一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安全稳定供应,已成为全行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为此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促进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
根据最新版的《BP能源展望》,中国过去20年油气消费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3%和10%,预计至2040年油气消费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将分别为0.7%和4.4%。中国油气资源的消费量均已位居世界前列,因此在国内油气资源劣质化的条件下,单凭国内资源供应远远难以满足本国需求,我国石油公司须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保障能源安全。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资源国的政局稳定性和运输航路的安全性都直接影响我国进口油气供应的平稳性。为此,建议我国石油公司将进口油气份额适当向资源丰沛的传统友好邻邦倾斜,推动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坚持投资与贸易并举,以能源合作保障能源安全。具体做法包括:一是推动海外油气勘探开发业务优质高效发展,持续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投入,优化业务布局,着力培育重点支点国家、支点项目,择机开发长期战略性资产,争当大型项目作业者;二是充分发挥集团公司产业链一体化的综合优势,在积极拓展上游油气合作的同时,与合作伙伴着力深化在工程承包、技术服务、装备制造等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学习,提升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三是推动我国石油央企间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联合攻坚的“走出去”合力,在构建企业间合作机制常态化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发展;四是做大做强国际贸易,积极参与全球油气贸易与市场体系建设和交易规则制定,持续完善贸易网络,努力提升国际油气市场话语权和影响力;五是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中国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为依托,积极稳妥推进全产业链融资合作,深化与民营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国际大公司的务实合作。
以创新驱动油气风险勘探
风险勘探对于石油公司获取低价优质储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国家综合能源公司实现企业良性可持续发展和能力提升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油气上游领域捷报频传:鄂尔多斯盆地发现10亿吨级庆城大油田,四川盆地形成万亿方页岩气大气区,新疆塔里木盆地发现千亿方级大油田,南海西部深水海域永乐区获百万方优质天然气流等。在我国“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勘探领域的喜人成果更加强有力地印证了技术和管理创新所能创造的巨大生产效能。
借鉴国内外既有经验,为加大力度落实国内市场保供任务,积极推进风险勘探,提高“探明储量”向“技术可采”“经济可采”的转化比率,建议我国石油企业统筹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在明确新区带、新层系预探与老区精细勘探并进,常规与非常规资源并举,拓展深层、深海油气资源总体思路的基础上,通过持续增加风险勘探和预探的资本投入,努力实现规模增储。此外,在技术创新方面,着力突破增储上产重大产业技术瓶颈,继续推进三维地震、高温高压等勘探技术的研究和积累,加强低渗、边际、稠油高效开发技术研究,提升深水、超深水的自主开发能力,逐步提高储量发现精度和储量动用能力。在管理革新方面,建议石油企业改革考核机制,将风险勘探专项资金从公司生产经营考核指标中剔除,从根本上解决勘探的高风险与项目经营考核压力之间的突出矛盾;进一步完善风险勘探基金制度,建立效益勘探激励和保障机制,充分调动勘探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各技术支持团队的积极性;加强与国内外技术先进、作业经验丰富的石油公司的技术交流,开展针对海外油气勘探中遇到的关键问题与技术瓶颈的联合攻关。
提升油气跨境管道供应保障能力
我国油气资源的进口途径主要包括陆上管道运输、海上油轮和LNG船运输。虽然海运具有经济性优势,但陆运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都明显高于海运,因此为保障国家油气安全供应,应坚持“海陆并进”的发展方向。然而,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信息,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为4.62亿吨,其中经海运方式到港量为4.02亿吨,约占原油总进口量的87%;全年天然气进口总量为9040万吨,其中LNG进口量超过5300万吨,约占天然气总进口量的59%,数据表明油气资源的管道运输均亟待发展。
目前,我国陆上油气进口通道正在得到不断巩固和完善,已经建成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中哈原油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缅原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在建的有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以及即将建成的中俄天然气东线。进一步加强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我国陆上油气供应能力势在必行。此外,缺乏国际法律保障的境外多边油气管线运营,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可通过适度向资源国、过境国开放中国能源下游产业的方式,将各方利益牢固捆绑,与相关国家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管线合作协定,搭建境外管线国家层面的多边安保平台,共同维护管道安全。
探索平价天然气引进机制
由于天然气市场地理分割明显、定价机制差异、亚洲国家普遍存在能源安全隐患等原因,造成“亚洲溢价”成为亚洲天然气市场中历时最长、影响最为严重的问题。“亚洲溢价”不仅给我国造成国民收入损失和“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而且其附带的目的地条款、照付不议等规则也抑制了企业经营的灵活性,削弱了产业竞争力。2018年,东北亚地区LNG全年进口均价为9.41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远高于北美地区的3.16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和欧洲地区的8.05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进入2019年以来,北美市场产能提升引发的全球LNG供需形势变化,以及不同地区间价格联动性的增强,使得市场间价差呈缩小趋势,为消除“亚洲溢价”提供了机遇窗口。
建议中国充分利用本国作为全球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的国际市场地位,积极倡导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加强区域内的协调沟通,尽快建立统一的亚洲天然气市场。于本国政府和企业而言,建议我国在加大国内外勘探开发力度,建立长期稳定的海外天然气供应基地,构建多元化进口格局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和逐步完善天然气交易平台,探索新的定价和贸易方式,从而提升中国市场在天然气定价领域的话语权,在引进平价天然气的同时,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转型提效
2014年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初期,国际石油巨头尚可通过持续缩减资本支出,降低作业成本来维持利润。数年过去,油市并未呈现回暖迹象,纵使各大石油公司的桶油作业成本降幅明显,也难掩疲软油价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的巨大冲击。未来,国际油价料将长期在中低位徘徊,石油公司一味靠降低成本获取利润的方式似已走到尽头,在此背景下,数字化转型便成为石油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国际石油公司上游领域在数字化进程中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建立勘探开发生产一体化云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高效地球物理分析,采用物联网技术对勘探、开发过程实现远程监控等。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对全球70多家大型油气公司的调研结果,超七成的大型国际石油公司计划将投资预算的6%~10%用于研发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油气行业上下游各领域。Wood Mackenzie发布的报告预测,数字化将给油气行业每年带来上百亿美元的降本空间。当前,石油行业在数字化革命进程中相对落后,我国石油公司又与西方企业存在较大差距。由此,建议我国石油公司秉承开放思维,跨国界、跨行业借鉴适合自身业务特点的数字化转型路径,通过推动人工智能与油气工业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催生并发展智慧地质、智能油田、智能物探和智能钻井等新业态,实现我国油气产业的多板块、颠覆性创新。
保障能源安全是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基石,离不开政府与社会各界在能源体制改革,消费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的通力合作。我国石油企业应勇担“保供应”的责任使命,以“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指导方针,坚决贯彻国内勘探开发“七年行动计划”,加大“走出去”的步伐与力度,坚持不懈地解放思想、钻研理论、创新技术、管理革新,为构建国家油气安全保障体系贡献力量。(作者分别系本刊编委、中海油研究总院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