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朝全：我在伊朗那些年

骨子里四川人的率性，让刘朝全更能扛起中石油伊朗项目的重压;而伊朗那些年的经历，又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伊朗，于多数人而言，很近又很远。

很近，我们经常会在新闻媒体中看到这个国家，石油资源丰富，因宗教原因被多数中东国家排挤，因核问题被西方国家制裁。

很远，它虽是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国家，而除了石油、宗教和核问题，我们似乎对它知之甚少。

在能源圈，有这样一个共识：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环境最恶劣的三个国家。虽然之前已经有过五年在委内瑞拉的工作经验，在伊朗担任中石油伊朗公司总会计师兼北阿扎德甘(以下简称“北阿”)项目的常务副总经理时，刘朝全还是给自己做足了心理准备。即便如此，在聊起其中经历时，他还是忍不住感慨，相比伊朗，在委内瑞拉的工作还是很轻松的。

折腾

在伊朗的“不轻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资金和商务合同。

生活中的伊朗人爱干净，有教养，彬彬有礼;生意场上的伊朗人精明、算计、缺乏双赢的概念。“跟伊朗人打交道，你得学会在别扭中做生意”，他这样总结伊朗的整个环境。

从1979年始，伊朗先后被西方国家制裁了近40年，伊核问题更是让伊朗长期被国际社会孤立。1996年，美国通过《达马托法》，对在伊朗和利比亚油气领域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以上的行为人实施惩罚。2003年，伊朗宣布发现铀矿并建设铀浓缩设施，美国以伊朗秘密研制核武器、资助伊拉克境内反美武装和“支持恐怖主义”等理由，对伊朗追加制裁，如：任何为伊朗提供汽油或者帮助伊朗炼油和发展炼油能力的企业或个人将受到制裁;与伊朗革命卫队或某些伊朗银行有往来的外国银行也将受到制裁;废止伊朗在美国境内的资金流转许可，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处理同伊朗有关的资金流转业务。

正因如此，任何在伊朗的石油项目合作都是回购合同形式，中石油在伊朗的项目亦如此，即由中方带人、带技术、带资金为伊朗做石油开发的钻井地面建设，待项目建设完成，试采28天满足合同规定的条件后，移交给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伊方按合同约定支付给中方固定收益报酬。

2009年7月，刘朝全被派驻伊朗主抓北阿项目时，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进入问题。受美国所谓的“长臂管辖权”震慑，国际国内大的金融机构都不愿介入其中，中石油伊朗公司虽找到宁波鄞州银行，但资金金额小、风险高、收费高，难以完全解决一个石油项目动辄几十亿美元的资金问题。无奈之下，刘朝全开始竭力动员中石油旗下的昆仑银行参与到中石油在伊朗的项目，并给予技术人员支持，最终解决了资金问题。

解决了资金问题，项目回购合同的签署及执行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折腾”一词，不时从他口中蹦出。

伊朗的回购合同，可以用五个“一定”来概括：以一定的投资上限，一定的时间内，完成一定的工作量，实现一定的产量，并稳产若干年，给予合同者一定的收益率上限。按照刘朝全的说法，五个“一定”其实是五个“不一定”，处处都是“坑”。

伊朗的采办、招标审批复杂严苛，夹杂部分伊方人员的寻租企图。服务类采购40万美元以上、物资采购20万美元以上都要国际招标，而伊朗长期受国际制裁，能够参与招标的国际公司少之又少，加之征地、清雷、环保许可、长名单、短名单、标书、评标标准、评标结果、授标、清关等，几乎一切环节都会延误工期。工期的延误就造成投资上限难以按时确定。合同中会要求确定开发方案(MDP，Master Development Plan)，将钻井数、地面工程等工作量确定下来，作为合同的重要附件。在其他国家正常的工作量调整，在伊朗就要面临严苛而又漫长的审批。

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国际石油公司如日本INPEX 、法国TOTAL 、挪威STATOIL 在伊朗的项目开展的异常艰难。中国的石油公司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先后签署了7个项目，迄今为止，只能算是完成2个半。在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看来，刘朝全所在的北阿项目是所有外国公司在伊朗的石油项目中，完成的最为出色的一个，因为它最终交付并在成本上比投资上限低了20%。

死磕

做成这个项目，刘朝全发挥了他四川人的那股蛮劲，死扛和死磕。

他举了个例子：北阿项目钻井招标迟迟批不下来，中伊两方在联管会的招标分委会上争吵不休，只得规避争议暂时休会。利用休会间隙，刘朝全开始跟伊方负责人交流伊朗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还当场用英语背诵了一段伊朗诗人的诗歌，这种带着诚意的交流打动了对方，双方的分歧随之降低。

他说这是文化的力量。从中学开始，刘朝全就喜好历史和文学，也是文青一个，《三国演义》、《三国志》熟读十几遍，时时翻阅《古文观止》。在委内瑞拉的几年，他熟读委内瑞拉的历史和文化，在2000年初期，互联网还不甚发达时，付费开通了一个类似博客的空间，坚持写一些所思所想。熟读伊朗的历史和文化，也就成了他的一门必修课。就这样，一些审批程序就被他死磕下来。饶是如此，北阿项目也比原定的48～52个月的合同工期，延迟了2年多。

按照合同，招标采购完成85%或者项目合同生效开始14个月，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投资上限就需要被确定下来。而伊朗的采购程序之繁杂、审批之拖沓，使得14个月的时候根本无法完成85%的招标采购，但伊方要求尽快确定并电话联系了国内总部给项目施压。这是他最难的时候，“作为项目总会计师，这个金额我不能随便报，一旦实际成本超投资上限，差价只能我们自己背，没办法，就死扛着坚持超标完成85%的时候才签字”。

使命

除却死扛和死磕，还要慧眼识别商务合同中的其他隐形坑。除却利率降低时可能会按照实际较低的利率支付利息外，在南帕斯项目的谈判桌上，刘朝全团队发现对方在定义利率的时候，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在合同中以月利率充年利率，在将此隐形漏洞告知其他项目的国际公司后，大家无不是惊出一身冷汗，最终联手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提出要求予以纠正。

解除国际制裁后，2015年11月28日～29日，伊朗在其首都德黑兰的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德黑兰峰会——新伊朗石油合同(IPC)说明”。刘朝全直言不讳地指出，IPC合同对于在伊朗进行石油项目建设的外国公司而言，除却利率方面有0.5%～1%的提高，税收不稳定、配套建设非常迟缓、超工期责任划分不明、偿付方式苛刻依旧是大的挑战。

国际社会一直在倡导用新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在刘朝全看来，这只是降低了石油作为交通燃料的增长，其作为化工原料的需求将持续存在且不断加大。在我国对外石油依存度较高的背景下，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石油储量居世界前列的伊朗肯定也会是民营资本试图掘金的地方。他坦言，油田项目牵涉资金庞大，工期长，尤其是对于有兴趣在伊朗投资的民营企业，更要确保资金到位、技术和商务谈判能力过硬。

2016年7月，刘朝全因伤病在经历四次手术后，结束了在伊朗七年多的工作回国治疗，如今担任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今年2月，在本刊提出这次采访时，他欣然接受并回复道，“愿意为中国企业深入了解伊朗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效益，做好服务。”

或许是骨子里四川人的率性，或许是他的教授身份，作为九三学社成员，刘朝全较一般的体制内干部更敢于直言。如果说2000年还是奔着高补贴、高工资加入到中石油委内瑞拉项目;参与伊朗项目，更多是带着一种使命感，他反复提到先国后家，“在那种环境下的任何问题处理，你首先考虑到的是国家和公司利益，然后才是个人”。

在委内瑞拉、阿联酋和伊朗前后总共待了12年，他说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那五年经历可以算作是他后来国际经营的师傅，经过了在伊朗六年多的锤炼，现在总能面对并千方百计解决困难。都说四十不惑，他自己“迟钝，五十不惑”。

伊朗，于油气从业者而言，就像是河豚，味道鲜美却也暗藏剧毒。尽管刘朝全觉得在生意场上跟伊朗人打交道很是折腾，但也表明，如果有机会还愿回去，毕竟有他这种“在别扭中做生意”的经历和经验的人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