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我国煤炭工业实现十大历史性转变

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煤炭产业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支柱性产业，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长期占75%和65%左右，支撑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17的82.7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实现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煤炭工业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基础上，有力地支持了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产业的快速发展。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5%左右，排名由1978年的第15位到稳居第2位。我国煤炭工业在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锐意改革、不断进取，科技创新、转型升级，高碳产业、绿色发展，整体上实现了十大历史性转变。

一、煤炭供需关系的历史性转变：煤炭供给由短缺转变为产能总体富余、供应基本平衡的难得局面。

2017年我国原煤产量达到35.2亿吨，相比1978年增长了5.69倍。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全国产煤6.18亿吨。从1978-1996年，我国原煤产量直线上升，1996年实现产煤13.74亿吨，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产5.37亿吨，地方煤矿产8.37亿吨(含集体所有制及个体煤矿产量6.14亿吨)，当年全国煤炭工业总产值达844亿元，国有重点煤矿为412亿，地方煤矿432亿元，国有和地方各占半壁江山。然而，由于地方煤矿遍地开花，产业集中度不高，安全生产水平低下，竞争优势不强，生产过剩局面开始出现，再加上接下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直接导致我国煤炭行业长达5年的低迷，直到2002年才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受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带动，煤炭产量逐年增长，行业整体经济形势逐渐好转。2013年，原煤产量达到39.7亿吨的历史高点后，受经济增速放缓、能源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煤炭需求逐年下降，供给能力过剩，供求关系失衡，生产开始回落，2016年，受“去产能”政策和需求放缓的双重影响，原煤产量34.1亿吨，达到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2017年，随着国民经济稳中向好，煤炭需求回暖，优质产能加速释放，原煤生产恢复性增长，全年原煤产量达到35.2亿吨。

截至2017年累计完成煤炭去产能5.4亿吨，2018年将继续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左右。随着煤炭去产能步伐加快，南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退出较多，原煤生产逐步向资源条件好、竞争能力强的晋陕蒙地区集中，区域供应格局发生变化，对运力配置提出了新的挑战，煤炭铁路运输的压力加大。另外，受气候变化和总体用能需求增加、“公转铁”以及铁路运力紧张等因素影响，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等特殊时段煤炭保供压力增加，难免出现区域性和时段性供给紧张问题，但整体供给平衡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二、煤炭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煤炭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彰显。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煤炭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更是严格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和运营，产运销价等要素均由国家计划统一制定。1978-1992年是煤炭体制转轨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国家对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仍然实行 计划经济管理，乡镇煤矿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家推进煤炭技术进步和规范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体系逐步形成，企业自主经营权开始增加，煤炭企业多种经营的发展思路逐渐形成。在相关政策支持下，乡镇小煤矿快速发展，全国乡镇煤矿最多时达到8万多个。1993-2001年是煤炭行业市场化培育和发展阶段，国家推进煤炭市场化改革，推行矿长负责制，试点承包经营，逐步放开煤炭价格，改革订货制度，以《煤炭法》为基础的政策体系开始建立，历经亚洲金融危机，全国统配煤矿实行属地管理，企业改制，渡过特殊困难，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2002-2011年是煤炭工业全面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需求大幅增加，煤炭供应出现全面紧张局面。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8号)，研究制定《能源法》、修订《煤炭法》，正式发布实施《煤炭产业发展政策》。这一时期，煤炭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煤炭产量大幅增加，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快速发展壮大，煤炭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煤炭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高，煤炭行业实现了由全行业亏损转为全行业盈利，煤炭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较大进展，煤矿安全形势逐年稳步好转，重特大煤矿事故频繁发生的势头得到了遏制制，煤炭工业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型煤炭工业体系的发展理念逐步形成。这一时期，国家改革煤炭投资体制，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投资机制逐渐形成。自2002年以来，国家对煤炭价格实行双轨制，也就是煤炭企业直供电厂的合同煤价格与市场煤价“双轨”并行，但由于在煤炭价格上升时期二者差距悬殊导致很多问题出现，推进电煤价格并轨改革势在必行。由于“计划电”和“市场煤”存在矛盾，一度产生过煤电联动的价格机制。2012年以来煤炭工业进入调整转型阶段。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在降成本的前提下，由各方协调产生了“基础价+浮动价”的煤电中长期协议价格，并在供需各方之间覆盖范围越来越大，确保签订的年度中长期合同数量占供应量或采购量的比例达75%以上，对稳定煤炭价格、保障电煤供应起到了压仓石的作用。与此同时，煤炭企业不断推进内部改革，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优质资产上市融资、债转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历史性进展。

三、煤炭企业生产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由单一的国有制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煤矿数量多、规模小到为大基地、大集团、大煤矿为主体，产业由集中到分散再到更集中。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国有煤矿数量为2263处，产量46428万吨，平均单井规模20.52万吨/年;乡镇煤矿9352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5.4%。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缓解煤炭供应紧张的压力，国家提出“有水快流”“国家个人集体一齐上，大中小煤矿一起搞”的煤炭产业发展思路，到1988年全国煤矿数量达到6.5万处，平均单井规模下降到1.52万吨/年;其中乡镇煤矿快速发展到6.3万处，单井规模仅为0.56万吨/年。尽管乡镇煤矿雨后春笋的发展缓解了全国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但对整个煤炭产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煤炭产业的市场集中度CR4一直低于10%，CR8一直低于15%，即使产业中所有特大型(年产超过1000万吨)企业的集中度也仅在20%左右。1992年原煤炭工业部提出“建设高产高效矿井，加快煤炭工业现代化”的概念，“双高”矿井建设首次成为煤炭行业发展的战略标高。此后，全国推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进展如火如荼：山西组建山西焦煤集团，并以七大主体实施大规模兼并重组;神华兼并内蒙古西三局、宁煤集团和乌矿集团等;河北形成冀中能源和开滦集团南北两家遥相呼应局面;吉林和黑龙江在省内形成吉煤集团和龙煤集团;山东形成山东能源集团和兖矿集团;南方如四川、江西、重庆、湖南、福建、云南等都基本形成了省内一家煤炭集团。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2008年，全国共有各类煤矿1.8万处，生产煤炭27.93亿吨，平均单井产量提高到126.63万吨/年，其中千万吨以上矿井24处，产量3.2亿吨，全国大中小煤矿产量比重为50：12：38，大型矿井产量规模首次提升到一半以上，产业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

此后的十年里，煤炭行业“双高”矿井建设和淘汰落后产能不断推进。截至2017年底，全国公告生产和建设煤矿4980处、产能43.6亿吨，其中生产煤矿3907处，产能33.4亿吨;建设煤矿1156处(含生产煤矿同步改建、改造项目83处)、产能10.2亿吨。建设煤矿中已进入联合试运转的230处，产能3.6亿吨。30万吨/年以下的煤矿2061处，产能2.2亿吨，占公告煤矿产能总数的5.1%;30万吨/年及以上、120万吨/年以下煤矿1914处，产能11.0亿吨，占公告煤矿产能总数的25.3%;120万吨/年及以上煤矿1005处、产能30.3亿吨，占公告煤矿产能总数的69.6%。这些数据表明，大型现代化煤矿已经成为煤炭供应的主力军;同时，煤炭开发布局加速向资源条件好的地区转移，晋陕蒙宁四省(区)公告煤矿1782处、产能29.7亿吨，占公告煤矿产能总数的68.2%。这些地区的煤矿普遍资源禀赋好、达产率高，对保障煤炭稳定供应的作用日益突出。

四、采掘方式由手工作业和半机械化为主转变为机械化、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为主，科技贡献率明显提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煤矿开采方式主要采用穿峒式、高落式、残柱式等旧的采煤方式，后来发展到长壁式采煤法，机械化程度和回采率逐步提高。1978年以后，我国煤炭工业经历了从炮采、普采到综采，采煤机械化程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7年重新修订《煤炭工业技术政策》进一步推进综合机械化采煤，同时开始了综采放顶煤技术、连续采煤机房柱式采煤方法的研发和推广。1992年8月，兖矿首个综采放顶煤工作面在兴隆庄煤矿成功投产。综采放顶煤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年，我国综合机械化采煤产量占国有重点煤矿的51.7%，较1975年提高到了26倍。与此同时，综合机械化掘进工艺集合了掘进、装岩、运煤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实现了综合掘进机械化，支护模式也从木桩支护、铁架支护发展到锚杆支护，不但支护效果好，且用料省、施工简单、有利于机械化操作、施工速度快。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加紧自主研发大型煤矿机械装备，逐步实现煤机装备国产化、煤矿工作面智能化开采，煤机装备制造位于世界先列，引领了国际煤炭智能化开采发展方向。我国千万吨综采工作面不断涌现，年产1000万吨的综采设备、采煤机、液压支架和运输机，全部实现了国产化，并达到了世界水平。2007年，我国国有重点煤矿采掘机械化程度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0%提高到86%。目前，我国综采机械化开采技术已经发展到智能化综采，实现远距离控制操作，一些先进煤矿工作面已经实现自动化开采、智能化开采，大力地推进了绿色矿山建设，为我国“黑色煤炭，绿色开采”“高碳能源，低碳开采”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煤炭行业健康可持续科学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国煤炭企业和谐矿区建设取得新的成就，花园式矿区、国家级矿山公园单位层出不穷，矿工棚户区改造日新月异，煤矿工人幸福指数提高到前所未有水平。

预计到“十三五”末，煤炭行业科技贡献率将达到55%，比“十二五”末提高6个百分点，大中型企业科技投入将占到当前营业收入的3%，煤炭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五、煤矿安全状况实现历史性转变：由事故多发转变为持续稳定好转，煤矿安全生产取得明显成就。

曾几何时，我国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居高不下，“矿难”一词一直是笼罩在中国500多万矿工头上的阴影。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煤矿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被破坏，煤矿事故频发。1978年我国煤矿死亡4500多人，百万吨煤死亡率为9.44。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煤矿安全监察管理体制得到恢复，安全生产不断取得进步。1997年，由于煤炭生产严重过剩和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煤炭企业陷入困境，安全生产投入严重不足，造成安全事故多发，死亡人数攀升至6753人，百万吨死亡率达5.1。2002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对煤炭的需求日益增大以及煤炭管理体制的变革，再加上之前安全投入的长期严重不足，煤矿死亡人数开始上升，特别是一些乡镇煤矿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无证开采、非法超层越界开采，导致煤矿死亡人数急剧增加。但整体来看，随着安全投入和科技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死亡率呈不断下降趋势。2005年，百万吨死亡率降至2.81，2007年下降到1.485，2009年下降到0.892是我国煤炭工业百万吨死亡率首次降至1以下;2011年为0.564，死亡人数首次降至2000人以内;2012年我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为0.374，同比下降33.7%，这是我国煤炭工业首次下降到0.5以内，具有历史性意义;特别是煤矿瓦斯防治和抽采利用成效显著，由2005年瓦斯事故死亡2171人降到2017年死亡103人下降了95%，事故起数由414起降到25起下降了94%，瓦斯综合利用率达到52%。不但使煤矿瓦斯事故得到遏制，而且使“瓦斯”这一煤矿头号杀手实现“变害为宝”。

2013年我国煤炭产量达到37亿吨峰值的同时，由于产能和产量严重过剩，煤炭价格一路下滑，但“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我国煤矿安全生产连年创出新的佳绩。尤其是2015年，受益于煤炭资源大整合，煤炭行业机械化自动化开采率的提高，2015年我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同比下降38.13%，创2001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达到0.159。截至2017年底，在我国煤炭产量增加、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全国煤矿实现事故总量、重特大事故、百万吨死亡率“三个明显下降”，全国煤矿共发生事故219起、死亡375人，同比减少30起、151人，分别下降12%和28.7%;百万吨死亡率为0.106，同比减少0.05、下降32.1%;在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同时，我国煤矿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

六、煤炭产品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煤炭产品由原煤、混煤向洗精煤转变，由单一固体向固、液、气“三体”转变，由燃料向燃料+原料转变，由单一煤炭向煤层气、矿井水、地热等多种伴生资源产品转变。

1978年以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煤炭产品区别不太严格。1978年，原煤炭工业部颁布《煤炭质量、数量管理规程》，根据煤炭质量将煤炭区分为原煤、商品煤和毛煤，开始根据煤炭产品质量分级管理，从而对煤炭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提到新的层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煤炭行业主动转变观念，逐步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思想，根据用户需要提供相应产品。大多数国有煤矿配套建设了洗煤厂，增设了选矸设施、加强了煤质管理，取得较好的成绩。商品煤灰分和含矸率逐年降低，煤炭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商品煤细分为冶炼用煤、化工用煤、发电用煤、特殊工业用煤、建材用煤、工业窑炉及锅炉用煤、民用煤等7大类。商品煤灰分1978年为24.3%，含矸率2.42%，到1983年下降到23.79%和0.92%，1987年又下降到20.86%和零。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我国洗精煤产品约5371万吨，原煤入选率只有18.3%，2017年原煤入选率达到70.2%，同比提高 1.3 个百分点;矿井水利用率达到 72%，同比提高 1.4 个百分点;煤矸石综合利用处置率达到 67.3%，井下瓦斯抽采利用量达到 48.9 亿立方米，大中型煤矿原煤生产综合能耗、生产电耗分别达到 11.6 公斤标煤/吨、21.2 度/吨，煤矸石及低热值煤综合发电装机 3600 万千瓦;土地复垦率达到 49%，同比提高 1 个百分点。同时，按照高效、清洁、充分综合利用的原则，开展煤矸石、煤泥、煤层气、矿井排放水以及与煤共伴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鼓励瓦斯抽采利用，变害为利，促进煤层气产业化发展。按照就近利用的原则，发展与资源总量相匹配的低热值煤发电、建材等，鼓励对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理念的提升，煤炭的综合利用和清洁高效利用进一步加强。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技术改造、煤液化、煤气化、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乙烯等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煤化工关键技术和装备取得突破，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供新的机遇。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煤粉型锅炉技术得到普遍推广，锅炉燃料燃烬率达到98%，水煤浆、型煤、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等技术示范稳步推进、效果显著，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大幅提高;以煤矿保水开采、充填开采为主的绿色开采技术得到普遍推广，煤层气抽采利用、矿井水、煤矸石资源化利用、地(水)源热泵利用率逐年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循环经济建设达到新的高度。

七、我国煤炭产业链实现历史性转变：煤炭产业链延伸进程加快，由单一产业、单一经营转变为多元发展、综合发展，相关产业联营发展、一体化集约化发展持续推进。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煤炭主要体现为单一产业单一经营，国有煤矿在计划经济时代严格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进行生产，经营方式也很简单，辅业形式单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成熟，煤炭企业在做大做强、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批生产服务、生活服务和多种经营企业，这类企业资产规模和人员构成不在小数。“十一五”期间，煤炭行业开始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大力推进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取得了转型发展的初步胜利。进入新世纪之后，煤炭行业在国家宏观经济的推动下，迎来了阶段性的大发展大繁荣，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产业链开始向上下游延伸，煤炭企业与煤电、化工、建材、冶金、物流等行业重组联营进入新的阶段。

2013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国家开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行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行业。五年来，煤炭行业坚持走多元化、高端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道路，通过兼并重组、参股控股、战略合作、资产联营等多种形式，推动煤炭企业与上下游产业、新技术新业态融合发展，从传统的煤炭开采业向现代产业体系嬗变，实现了煤炭由燃料向燃料与原料并重转变，初步形成了煤炭开采、电力、煤化工、建材、新能源、现代物流、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等多元化产业协调发展格局。值得一提的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顺应国家物流产业政策，以物流产业为主营，以物流金融为依托，为客户提供供应链一体化综合服务，现已形成“贸易、服务、金融、制造”四大集群，创新发展了“第三方物流、物流园区、国际贸易、电子交易、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物流金融”七大商业模式，为我国煤炭企业转型升级提供的新的思路和发展蓝本。

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大力发展煤电联营，深入推进煤电一体化、煤焦一体化、煤化一体化等产业融合发展。2008年12月，世界最大的煤制油项目神华集团鄂尔多斯煤直接液化示范工程产出合格的柴油和石脑油，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实现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关键技术的国家。2016年12月，经过10多年的艰辛探索和3年多的建设，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工程神华宁夏煤业集团煤制油示范项目建成投产，是目前世界上单套投资规模最大、装置最大、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2017年，神华集团与国电集团成功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在推进煤电联营、兼并重组、打造新型能源企业等方面做出了示范案例。

八、我国煤炭工业国际化程度实现历史性转变：我国煤炭企业“走出去”获得新的突破，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国际话语权不断加重，已经全面融入国际煤炭市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过程，我国煤炭企业也不例外。1978年以前，我国煤炭企业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基本谈不上国际化，更谈不上有什么国际话语权。正是改革开放和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充分融入世界经济，充分参与国际竞争，煤炭企业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世界能源、矿产经济的重要组成成分，充分参与多边竞争，随着生产量和消费量占据绝对多数，我国煤炭企业国际话语权不断加大，并在当前持续开展的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国煤炭企业国际化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煤炭国际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从煤炭贸易为主到全面改革开放，国际合作的水平不断提升;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煤炭市场价格实现了与国际接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煤炭领域国际合作主要是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和装备完成的。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先后利用国际能源贷款36.91亿美元，开发建设煤矿18处;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合作，建成了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煤炭直接液化实验室;引进了100多套综采设备和掘进设备，为我国煤矿机械化生产奠定了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许多煤炭企业纷纷“走出去”到国外开发煤炭资源，煤机装备也成功出口到了主要产煤国家，中国煤炭工业实现了从单一的“引进来”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从国外企业到国内市场竞争发展到中国煤炭企业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历史性转变。

1999年，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煤炭出口的煤炭贸易政策后，煤炭出口量快速增加，2003年创下了9402万吨的我国煤炭出口最高纪录;2004年4月，国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出台了一些列鼓励煤炭进口、控制煤炭出口的煤炭贸易政策，导致煤炭出口量快速回落，煤炭进口量快速增加，我国逐步由以煤炭出口为主的国家，演变成煤炭净进口国家。2009年我国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当年进口煤炭共计1.26亿吨，出口煤炭共计2240万吨，煤炭净进口量超过1亿吨。2013年，煤炭进口3.27亿吨，出口751万吨，煤炭进出口贸易量已经达到3.3亿吨，是1997年的64.85倍。近两年，煤炭进口量迅速回升，2016、2017年全年煤炭净进口量分别达到2.5和2.6亿吨，比2015年分别增加4804和6401万吨。

自2013年开始，“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得到大多数国家的响应和认可，为我国煤炭企业提供了新机遇、新舞台。我国煤炭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程度的不断加大，在更高层次、更大规模、更广领域参与国际竞争，大型煤机装备成功出口到俄罗斯、印度、美国等主要产煤国家，煤炭工业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2017年11月，年产2100万吨兖煤澳洲公司所属的莫拉本煤矿投产，是继2004年12月成功收购澳大利亚南田煤矿、2010年1月成功收购澳大利亚菲利克斯公司之后，继续书写着我国煤炭企业“走出去”开发国外煤炭资源的新篇章。在当前形势下，煤炭企业积极参与多边机构合作，加强与世界采矿大会、国际能源署、世界煤炭协会等国际组织的对话与交流，不断增大对国际煤炭市场的话语权，构建国际贸易与技术交流平台，完善多边贸易机制和联系机制，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更好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形成国际合作和市场竞争的新优势。

九、我国煤炭职工文化素质实现历史性转变：我国煤炭工人文化素质全面提升，煤矿职工由文盲半文盲占高比例转变为高中以上学历占高比例，煤炭工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成为行业中流砥柱，“大学生采煤队”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特别能战斗”的矿工精神永不褪色。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开采利用煤炭的国家。近代以来，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侵略和掠夺资源的高潮，我国煤炭产业工人自始至终都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1878年建矿的开滦煤矿是较早利用近代“西法”科技开采煤炭的矿井之一，英国毛子的皮鞭、日本鬼子的刀，留下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资源的有力见证。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指出，从煤矿工人“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受压迫最深，革命性很强，因此“他们特别能战斗”。新中国成立后，煤矿工人翻身做了主人，但由于历史和时代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煤矿工人文盲半文盲占绝对比例，达到90%左右。

1978年改革开放后，全国高校恢复招生，原煤炭工业部直属的14所矿业学院加大招生规模和培养力度，为煤炭科技、经营管理、后勤服务等各专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对保障煤炭工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关键作用。长期以来，煤炭系统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师带徒、传帮带、技术文体竞赛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技术大拿、生产标兵、岗位能手、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他们身上体现着“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特殊时期保障能源供给“立了功、救了急、出了力”，值得全社会学习和尊重。

1997年，煤炭行业遭遇全行业低迷，煤矿安全生产受到挑战，煤矿流失一大批技术骨干和优秀人才，煤炭院校招生收到严重影响。对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不断加大对煤炭院校和涉煤专业的支持力度，鼓励优秀学子报考煤炭院校;同时，加大对煤炭科技人才和重点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自2002年以来煤炭系统涌现出一大批以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代表的高层次、高水平的科技工作者;2007年，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这是煤炭工业管理部门撤销后首次评选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极大地鼓舞了煤炭工人干事创业的劳动热情和主人翁精神;同时，在煤炭企业内部，“赶学比帮超”的劳动竞赛如火如荼，职工技校、培训中心、夜大学、煤矿职工书屋、阅览室等各具特色的学习机构、学习环境极大地提升了煤矿职工的文化素质。近年来，各煤炭企业涌现出一批“大学生采煤队”，以其精干、高效、敬业的崇高精神和专业素质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线，表现出我国优秀青年学子献身煤炭事业的家国情怀，是新时期煤炭工业的优秀代表;在他们身上，老一辈煤炭人传承下来的“特别能战斗”的煤炭精神永不褪色、“特别能战斗”的旗帜高高飘扬。

十、我国煤矿绿色矿山建设实现历史性转变：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煤炭行业国家级绿色矿山和国家矿山公园层出不穷，矿区环境大为改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时代主流，转型升级发展成为新时代煤炭企业的神圣使命。

煤矿是资源型企业，煤炭是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我国一些大型煤炭企业已经走过百年开采历史，煤炭资源濒临枯竭，作为煤矿开采的主营业务日益萎缩，但退出煤矿开采并不代表退出历史舞台，建设绿色矿山和国家矿山公园成为现实选择。

改革开放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特别是能源资源，而作为基础能源的煤炭在我国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有水快流”“大干快上”成为时代潮流，“采肥弃瘦”“捡肥丢瘦”不可避免，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对资源环境造成严重损坏。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煤炭企业绿色矿山建设步伐加快，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不断出现，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黑色煤炭、绿色开采”“高碳能源、低碳开采”“节约资源、吃干榨净”的观念深入人心，绿色矿山建设日新月异，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煤炭资源回采率逐年提高，矿井煤柱、边角煤得到吃干榨净;煤炭洗选加工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得到大力推广;沿空留巷、充填开采、保水开采、无煤柱开采以及地(水)源热泵技术得到普及和应用等等，这些新工艺新技术使得煤炭在开采、加工、使用过程中将污染、浪费和扰动降低到最低限度，矿区环境治理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煤矿达到绿色矿山标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煤炭行业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践行。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2017年底我国煤矿完成淘汰落后产能累计达5.4亿吨，结构转型取得决定性胜利。同时，一些退出生产的煤矿由于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有的是曾经见证过我国晚清“同光中兴”的洋务运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华大地瓜分和掠夺资源、在抗战硝烟中为支援前线屡立战功，直到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了力、立了功、救了急”的老煤矿、老矿区，有着“特别能战斗”精神，在退出生产后依然“退而不休”，经改造转型成为各具特色的国家矿山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纪念馆、博物馆、科技馆、井下探秘游等旅游场所，不但继续承担起教育和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奋发图强的神圣使命，而且为煤矿退出生产后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益探索。位于四川乐山境内的嘉阳煤矿成立于1938年抗战时期，具有80年的悠久历史，拥有大量工业遗迹和外国建筑遗存，有被誉为“工业革命活化石”、目前国内乃至全世界唯一还在正常运行的客运窄轨蒸汽小火车，是开展工业旅游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素材;2008年老矿区已关闭的黄村井被重新打开，体验式的矿井博物馆建成;2011年9月，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开园。如今，该矿每年旅游收入达2000多万元，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的确，改革开放40年来，沐浴着时代春风、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引领，我国煤炭工业取得了多方面的辉煌成就，是我国40年跨越发展的缩影或一角，区区一文只能勾勒梗概，“十大转变”实在难以穷尽，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总结40年煤炭工业成就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展望未来、奋斗未来。我们深信，未来我国煤炭工业将继续向着高科技、智能化、多元化、洁净化、安全化发展，高起点、高站位的未来煤矿绿色矿山建设将颠覆大众对煤矿的概念和认知，煤炭将不仅仅作为燃料，更重要的是作为多种工业的原材料，服务和贡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为把我国建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一作者系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