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发展的基本情况

环境问题不仅是中国能源政策的一个制约因素，也正成为其三个重要方面之一。这三个方面是能源安全，环境和气候。三者之间互为相关，彼此支持，共同维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自2012年年底，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之一。随着其经济地位的大幅提升，中国已成为世界的焦点，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同时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国民对环境安全的渴求。

在“十一五”期末，中国能源产业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一次能源总产量从2005年的21.6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9.7亿吨标准煤，能源自给率达到了91%。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例从2005年的7.4%增加到2010年的9.4%，非化石燃料能源由6.8%增加到8.6%。中国与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南美以及亚太地区开展海外油气合作，海外股权石油生产逐渐增加。能源强度下降了19.1%。

至于煤炭产业，中国面临的难题是煤田往往位于离消费区域较远的位置。交通是能源安全的一个巨大挑战。中国也已开始从东南亚进口煤炭，并从澳大利亚大量进口，加强了海外合作。因此，中国已更加依赖海外煤炭。就供电行业而言，电力投资额已达到1.2万亿元，且完成了从山西经河南到湖北653.8千米的特高压电网模型建设。然而其安全性、经济价值、技术障碍以及可靠性有待进一步检测。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原油依靠海外供给率已占近60%。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中期石油储备二期工程结束后，目前的石油储备能力已经增加到2860万立方米。由此而来的石油储备虽然增加到了近40天，仍然离国际能源署提出的90天的安全标准线相差甚远。中国于2006年开始进口天然气，于2007年变成天然气净进口国。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能源产业刺激中国开拓天然气的进口（包括液化气）和减少煤的使用。对天然气进口的日益依赖已引起国内煤炭产业以及那些倡导核能和页岩气持续发展以此来减少对海外天然气的依赖的人的关注。

各国的经济状况、能源产业发展程度、能源利用方式有所不同，文化及历史背景多样丰富，生活和生产环境、外交策略及政治经济体制又各具特色，因此多种能源文化并存于世。中国对一些关键术语及概念拥有特殊解释，如能源安全、能源效率、能源法、能源独立性、能源进口依赖度、能源外交政策、国有企业、国际能源合作、能源短缺等，这些都充分展现了中国的特色能源文化。

1993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能源结构的实质没有改变，国内绿色能源的总产量无明显提高，其中石油和天然气的供给安全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十二五”期间出台的能源政策有望解决这一问题。“十二五”期间，低油气价格、能源结构的优化、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NRE）使用比例的增加短期内缓解了能源供给的安全问题，但就长期而言，中国仍有待一场真正的能源革命。

中国的能效变化具有地区差异，碳排放量亦是如此。能效的提高确实有利于环境的改善。中国政府在发电方面实施了四条政策。第一，电厂减少燃煤发电，提高天然气使用率；这会带来石油消耗的持续下降，刺激其他燃料的需求。这一趋势在中国的中、东、南部尤为明显，北部却收效甚微。第二，倡导电厂采用节能减排技术，如烟气脱硫等。第三，鼓励建设60万千瓦以上规模电厂代替小型低效电站。第四，制定激励措施，如碳排放税。能效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优化有效降低了碳排放量，这一比例从2004年的10.7%下降到2010年的10.41%。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交通部门的贡献度最高，各类交通运输（海运、空运、陆运、铁运）的有关当局出台了多项法律以提高能效，减少排放；东部比中、西部人口稠密，所以东部成效较小，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又欠发达，因而中部的实施效果最佳。

能效的整体改善主要体现在发电行业上，采矿、化工、钢铁、非金属产业能效提升较小。“十二五”期间，中国计划较2010年实现二氧化硫减排8%，一氧化氮减排10%和碳强度下降17%的目标。各行业能耗中，交通部门的减排潜力最大。官方数据表明这些减排目标超额完成：二氧化硫减排18.0%，一氧化氮减排18.6%，碳强度下降了20%①。

中国政府计划未来能源发展分三个阶段。到2030年，能源消耗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其次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越来越接近化石燃料能耗。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和化石燃料消耗持平，各占能源消耗总量的一半。2050年之后，能源消耗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其次是化石能源。中国政府要完成这一宏伟计划，关键要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提倡使用清洁能源。

中国在能源发展方面多年来一直面临三个主要矛盾：可持续能源需求同人均能源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煤炭导向型能源结构同低碳发展之间的长期矛盾，以及化石燃料高能源强度同生态环境高要求之间的矛盾。“十二五”规划是中国政府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时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指出，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这些矛盾会更加突出。

中国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印发，规划明确指出能源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首要任务是使用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计划到2015年，单位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16%，能源消耗总量40亿吨标准煤，其中国内生产36.6亿吨标准煤。计划总用电量6.15万亿千瓦时，能源利用效率提高38%。非化石燃料占一次能源消耗比重增加到11.4%，天然气占到7.5%。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污染物排放减少10%。

2015年中国实现可再生能源生产大幅提高并不容易，因为中国大部分可再生能源都用于发电。其结果就是，可再生能源生产提高11.4%，可替代能源生产如核能、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就需要提高200%。完成单位GDP能耗下降16%这一计划，不但要求地方政府有效贯彻落实中央政策，还需要GDP增长维持在8%左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能源结构依然以煤为主，大约占中国能源结构份额的一半。能源政策带来的环境效益取决于政策的实施。然而有报道称，2015年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容量分别提高了74%和34%①。

中国的石油及天然气长期以来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中国在1993年及1996年先后成为成品油及原油的净进口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就响应“走出去”战略，并积极打造了一项具有前瞻性的全球计划，以满足中央政府围绕“充分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所规定的各项要求。目前，已有超过100个石油及天然气国际合作项目在33个国家间开展，并大致分为了五大国际石油及天然气合作区域。一个关于石油、液化天然气、天然气、煤和铀的进出口贸易体制已初步形成，并以油轮运输为主，管道及铁路运输为辅。国际市场有多种业绩指标，其中包括了现货、期货及长期采购协议。中国的国有能源企业已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对外能源政策的制定经历了若干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在政府颁布的官方能源安全政策中有迹可循。同时，我们从能源企业的经济活动及其国际合作的参与中也可看出种种变化。能源安全方面的观念转变引发了多方位的能源合作。这使得中国的能源企业在对外能源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摒弃了“政府打头阵，企业随后跟”的形式套路。

中国实行积极的对外能源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其能源安全，并履行了保护全球能源安全的责任并缓解了部分地缘政治冲突，而这一切都带来了积极影响。然而，随着“走出去”战略逐步实施，中国面临着更多风险。这可能会使正常的双边关系被贴上“能源”标签，进一步强化他国关于“中国掠夺资源”的猜测，对双边外交关系造成消极影响。在参与国际能源合作20年后，中国首次正视了其在国际能源秩序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对外能源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

鉴于石油、天然气及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考虑，中国在其对外能源政策上将继续实行全球能源政策，坚持重视与中亚及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加大中东地区投资，加强中非合作，推动南美发展以及巩固亚太地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