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体制坚冰难融

“气荒”“油荒”一波接一波，油气涨价惹来骂声一片，中国现行的石油体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文|陈卫东

过去的半个世纪，国际石油和天然气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石油行业的话语权不仅从跨国石油公司（IOC）转到了国家石油公司（NOC）手中，而且资源国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为需求国获得石油资源设置了障碍。与此同时，全球石油的供给和需求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成为石油需求的增长主体。

但是中国石油工业并未因世界石油格局的变革而有所改变。近年来，中国的石油体制改革几近停滞，由于过去20年来中国石油企业改革的动力已经消耗殆尽，未来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必然会越加凸显，改革中国现有的石油体制，已成为我国石油界的当务之急。

全球油气格局的转变

二战之后，殖民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经过之后50多年漫长的演变，石油行业的话语权已经从跨国公司转到了资源国的手里，或者说转到了国家石油公司的手里。20世纪60年代后期，85%左右的石油资源量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但现在只剩下了7%，而同一期间，国家石油公司拥有的资源量则由1%增加到了现在的73%。

在殖民主义时期，如果哪个强国需要的东西自己没有，就可以派军队保护自己的公司去其他国家把它拿来，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拥有军队，而且国家授予它宣战的权利，为了贸易可以开战。鸦片战争就是以打开贸易之门而发动的。

但现在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需求国不可能再用武力来获得资源了。而资源国对本国资源更加重视，资源民族主义也有愈演愈烈之势，附加在资源上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重。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石油的产量和消费量都增加了3倍，石油消费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能源，尤其是对石油天然气的消费，已经连续四年（有统计说六年）出现持平和下降的趋势。

中国面临的挑战

但是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却不断增加。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每天消费800万桶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了54%。

我们石油工业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给自足”的原则下建立起来的。当年的举国体制和会战模式，让我们发现和建设了大庆、胜利、长庆等大型油气田。60年来，中国的石油产量几乎一直在上升，只有两次年产量的轻微下降。从贫油国到世界第四产油大国，从12万吨到1.9亿吨年产量，并把峰值产能保持了很长的时间，中国石油工业创造了世界的奇迹。

实现这一切的基础是本土有足够的资源量，在目前经济可采资源难以接替的条件下，中国能长时间维持在石油高峰产能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国内外不少专家媒体预测到2020年中国石油进口的依存度将超过70%，即使是最乐观的预测，中国本土顶峰的石油年产量也就在2亿吨左右，自给率不会超过40%。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使石油使用量迅速增加，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进口来满足国内的需求。从依靠扩大本土石油的生产，到扩大石油进口依靠贸易解决石油供给安全的问题，是中国石油工业必须面对的挑战。

体制改革坚冰

更为严重的挑战是中国石油体制的坚冰难融。从石油师转业、十八年石油会战、海洋石油对外开放、三大国有石油境外境内上市到“走出去”和海外并购，中国石油工业过去六十年走过的道路基本是一条靠扩大生产解决石油供给的道路。

但如今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的石油体制却几乎没有改进。而三大石油公司还被赋予了过多的职能，可以说，中国三大石油公司的地位和结构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是最高层级的“央企”，被赋予了部分政府职能；

——垄断着国内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控制着绝大部分炼厂、加油站和油品的进出口；

——纵向一体化（油公司+石油服务+社区服务）加上下游一体化，是个独立的小社会；

——国家公司（企业法企业）加上市子公司（公司法公司）模式，职能多元化，目标多元化；

——规模巨大，员（职）工数量庞大，多种用工制度并存，历史沉淀厚重，会战的辉煌在昨天，会战的成本今天还在支付；

——从政府到企业内部，行政性管理仍占主导地位，管理者是官员而非企业家，官本位基因没有弱化。

历史的沉淀、垄断的地位、央企职能的多重定位，如此种种现状，使得我国石油体制的改革停滞了，甚至有些倒退了。

过去20年石油企业改革积累的动力已基本耗尽，今后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已不可避免，石油资源逐步走向枯竭，而中国石油的需求增量还在加速。

如今，“气荒”“油荒”一波接一波，油气涨价惹来骂声一片，石油央企贪腐窝案串案防不胜防，改革滞后与社会进步的不协调必然造成诸多深层次的问题，现行的石油体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过去的几年，我国的石油企业尽管实现了上市和“走出去”战略，但是主营业务上市并不等于国有石油公司完成了市场化的转变，“走出去”也不等于“国际化”。

今天国际石油交易期货交易超过80%，现货交割20亿吨/年，而期货交易高达140亿吨，石油价格主要是由期货交易决定的。当前我国国有石油公司的体制却非常不支持参加石油期货的贸易方式。

石油期货交易起初是为了回避石油价格波动风险而出现的，但今天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投机的金融工具。“投机”是一种专业，也是一种“豪赌”，凡赌就有输赢，既要赢得起更要输得起，俗话讲“愿赌服输”。但我国的制度决定了国有企业只能负赢不负亏，加上国企负责人“赢无激励，亏必有责”的特性，注定了很难在石油期货上有所作为。

石油是非常特殊的商品，具有资源、金融和政治三重属性，石油公司主要是参与石油资源属性维度的竞争，政府主要是在政治维度上发挥作用，而在金融维度上的竞争，我们国家还参与的不多，因为在体制和结构上，我们还没有明确合适的参与主体。你不参与，那么主动权肯定是掌握在别人手里。作为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放弃在石油金融维度的竞争与自己的身份严重不符。

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中国的石油工业也应该改变，因为老的体制、老的办法已经不能解决我们面对的挑战了。

不创新、不变革，中国石油工业的路子必然是越走越窄，唯变革唯创新才有出路。人才是创新的第一源泉，教育体系、用人体系、企业制度、国家政策与造就和提升人力资源紧密相关。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抓住了创新原动力的根本。呼吁自主创新，增加研发投入，形成能够自由竞争、自由创新的机制，把人力资源解放出来。国家如此，企业更如此。

（作者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首席能源研究员）